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平民文化”话语权当代走向及其发展.docVIP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平民文化”话语权当代走向及其发展 　　摘要：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起源历程，分析“平民文化”话语权在当代视野下，其表达内容、表达方式和表达渠道上等方面的多元化，从制度、组织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来保障“平民文化”话语权的通畅。积极反映群众生活与实践，反映群众诉求，是我们文化建设真正包含人民群众自主选择和实践智慧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平民文化；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5-0021-05 　　话语权，可以是说话的权利（discourse right）或说话的权力（discourse power）。前者是私权，特指公民针对私人事务或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后者是公权，以受众的存在为前提，体现的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话语权往往同人们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密切相关。 　　在当代中国视野下，“人民”是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在民主社会中，“人民”又可以分为两个基本部分，即有权力的人民和没有权力的人民。我们把前者称为权民，后者称为平民。平民者，普通公民也。根据近代以来的民主观念，具有权力的人民——我们今天称为公仆者的权力，来源于平民。平民为什么让渡出这样一种权力[1]？卢梭指出：就是为了“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一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系的个人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而且仍然象以往一样自由。”[2]换言之，“人民”的本意就是普通百姓，即“平民”或“人民群众”，权民也是人民，是人民中有权的部分，平民之所以让渡出自己的权利，使一部分人成为“公仆”或“权民”，正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主人。但孟德斯鸠说得好：“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3]因此，如何让理应是社会中最出色的“人民”中的“权民”真正把民众的利益、百姓的幸福放在第一位？如何确保广大“平民”的意志迅速有效地成为最高权力机构的行为？可以说，平民话语权或平民利益的保证或保障与否，已成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和社会秩序是否公正、合理与道德的标志。“平民文化”话语权的表达正是以平民利益为根本，一切从平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平民，是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宗旨的根本体现。 　　一、文化话语权问题之存在 　　（一）语言与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多次提到“语言是一种实践的、现实的意识”，这是由于“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4]20世纪下半叶，西方用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认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制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systems of signification）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结构主义起源于语言学的研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区首先区分了语言与言语：“语言是相互关联的任意符号的形式系统（或者说是结构），它构成了所有言语的基础。语言的法则，即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法则，并非日常人们言语的法则：确切的说，它是不可理解的、习俗性的范畴，说话者意识不到，也无力改变它。”简单而言，就是产生意义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组合关系。麦克里兰在《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很多人尝试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对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做出说明，即通常所称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它力图具有一种批判的锋芒”，即“话语分析的目标就是揭示在明显单纯的句子结构中的意识形态内涵。”如他认为游击队可以被描述为“自由战士”，也可以被描述为“恐怖主义者”。因此，语言是思想的外壳，话语权必然表现为一定的利益诉求。统治集团正是通过话语权的形式来加强统治的合法性，而人民群众则“冷漠而又无知”。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也提到：“话语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5]。 　　（二）文化独立的辩证关系与文化领导权 　　文化独立的辩证关系体现在，文化一方面具有超越物质形态的或利益冲突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从其功能和意义上讲，又体现了全社会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又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力量。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与早期领袖之一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争取“文化领导权”即话语权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来瓦解资产阶级的集体意志，从而为最终夺取资产阶级政治权力创造历史条件。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首要的不是一个争夺“领导”的问题，而是一个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即统治阶级或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