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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法原则”一种德性教育原则反理性解释 　　摘 要：教育系统若奉行集体功利主义，则对理性百般痴迷。而潜移默化的受教育者将承继并浓缩这一教育理念，以“理性的”主客二分法践履更为狭隘的利己主义，威胁社会伦理。教育应回归德性，减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理性重负”，因为教育的对象是人；欲使人成其人，教育者就应在明确人的本体论价值、维系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为受教育者解除外在障碍，使受教育者得以自行探察本体禀赋，并积极、主动、开放地参与到社会实践中来。 　　关键词：教育；原则；功利主义；理性；主客二分法 　　“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久前，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的这句话广为传布。钱教授的批评直接指向当前教育系统的基本原则。问题并非如何从技术角度修补这一系统，而在于如何对一个“应然”意义上的教育原则做出解释。 　　一、本体主旨：人成其为自己 　　谈论教育之前，应明确人的本体价值——这是由教育的对象是人决定的。我们应当成为怎样的自己？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之所以直到现在仍是一个深刻的问题，在于它触及了人的本体价值。不仅是无知的事实，还有人类欲实现自身价值、成其为自己（to be himself/herself）的自然观念，形成了人求知揭秘的内在动力。教育随这一动力产生。由于教育包括一种知识的分享过程，所以求知揭秘的内在动力具有一种积极的社会属性；教育者在实现受教育者价值完满的过程中时，亦不可避免地与他人发生联系。所以教育原则也本应得到社会性的阐释。 　　“利己主义者”并不等同于“功利主义者”，因为“功利主义者”的标尺可能是社会，但“利己主义者”的标尺是绝对的自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贪婪行动，又以其过人的理性牢牢控制着“他者”。这种危险的源头在于一种正在被践履的对理性极度痴迷的教育原则。 　　二、现象观察：理性门徒 　　（一）“围观的有序”：理性至上与德性冷漠对教育的挑战 　　在学校里应该走出合格的“社会公民”，这已成为共识。康德曾提出一种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积极公民”的概念。但成为“积极公民”难矣：既处于社会之中，人们不免受到束缚［1］；卢梭的解释是：人生来披着枷锁［2］。可是“积极公民”的预设有理想意义和奋斗价值。它感召教育者引导受教育者建立起自觉性和自主性。“自觉性”是主体对自身禀赋的察觉；“主动性”则是受教育者能够主动反思和实践。社会欲求良好发展，实赖于具备如此之自觉、自主之公民。 　　但我们的社会上还缺乏这种公民——我们的教育没有大量输送这样的公民。不妨平铺社会图景，剖析“围观”样态： 　　一旦巨量的围观者拥塞路面，那么在臃肿的人群中间，有一两个当事人被放大成了戏剧化符号。很难否认“围观”在外观上表现为一种秩序：围观者非常注意分寸，他们顶多在合理的范围内挪动自己的位置，极力抬高视线以窥探戏剧焦点，而鲜有冲撞其他围观者，试图强挤到人群内核中去探究竟的——否则基本秩序就被破坏了，最终结果就是围观的不可能。围观者在细微的观看技巧和秩序之间寻求平衡。如今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围观”化作网络语言被频频使用。但被“围观”的具体情势往往不能促使大多数“围观者”采取实际行动。 　　围观者们表现出了焦虑，因为他们不愿意成为事件的焦点。围观者止于言语表示，拒绝深入行动——他们发现突发事件并被德性滞留，可是德性又进一步被理性阻止了。 　　可能导向美好善良的行动被机械的理性扼制，这是自私的。也许一个庞大的教育系统就会欣赏受教育者的自我控制，因为它自身的生存就离不开由这些心灵特质所导引出的行动上的整齐一致。［3］但精神文明也就将被这种机械利己的“非生产性”思维摧毁。 　　“围观的有序”对教育是挑战。这是理性对良心的专制。由它教导出来的人是社会伦理的重大威胁：“衡量者”视“他者”为客体，他忽视了社会的团结基础，他用“理性的”主客二分法斩断了道德法则。 　　可是透视社会生活，“围观”仅是一个片面。实际问题要严重得多。 　　（二）爱尔维修式的教育方式是弊病之基 　　“应该如何调整现行的教育方案？”教育者若接着如此发问，就仍未意识到自身正处于一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中：教育规模的扩大、技术的改进是值得称赞的社会背景，但它在面对大量新兴伦理问题时的无能也不可否认：两者似乎呈现负相关。这说明问题毋宁是在教育的根本理念上。懂得在细微间维持平衡的围观者是“理性人”，他们的思维被功利主义浸透。 　　教育机构认为它有增进人们利益的任务；它要使受教育者成为具有特定专业技能，能够满足社会更大需要的人。所以教育机构尤其注重计划，喜欢为个人指明“美好方向”，热衷举办竞赛，尤其注重考试成绩。教育机构因此将训诫视为理所当然的特权。在教育机构中，“优胜劣汰”被有意为之：在着手“挑选”的教育者面前展示的受教育者并非鲜活的个人，而是冰冷的表单数据——但偶尔也有各种形式的“集体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