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定格中英街“一街两制”老照片.docVIP

一张定格中英街“一街两制”老照片 　　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四楼展厅，陈列着一张拍摄于1985年的黑白照片，镜头记录的是26年前中英街“一街两制”的一幕。镜头里的中英街还是一条破旧的小街，中间的界碑将小街一分为二。界碑右侧的两名带袖章的边防战士屹立不动，表情严肃，其中身材较高的战士脚穿黑色皮鞋，较矮的则穿着已经洗刷泛白的“解放鞋”。左侧两个身穿皇家香港警察制服的警察正在巡逻，边走边往左边张望，在他们身后，低矮破旧的香港商铺里挂满各式各样的商品，日用品、服装、手表、电器，还有金银首饰特别热销，来往的游客人头攒动，大包小包地抢购着各类商品。在深圳这边大多是国营商铺，而香港一侧多是私人商铺。每天进关的人都很多，经常要排4、5百米的长队才能进来，那时的中英街已经非常繁荣，被称为“购物天堂”，是深圳步入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这张黑白照片中的人物和街景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真实地反映了1980年代中英街“一街两制”的一幕和“购物天堂”的热闹繁荣景象。 　　这张照片不仅每天吸引着许多观众驻足观看，还引发了一场寻找照片中的人的活动。 　　一条小街的百年沧桑 　　照片中的中英街是一条长不过250米、宽不过3—4米的小街，然而这条世界独一无二的小街，却承载着中国近现代百年沧桑历史。 　　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先后把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割让英国。1898年英殖民者以防卫为理由再次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The Convention for the Extension of Hong Kong territory)，强行租借香港九龙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及附近235个岛屿，总面积997.4平方公里，既现在所说的“新界”(New Territ Ories)，租期99年，到1997年6月3日期满。租期内租借地归英国管辖。1899年3月16日中英两国勘界人员来到沙头角沿着梧桐山脚下的一条小河开始竖立界桩，到3月18日勘界结束，沙头角被一分为二，形成“新界沙头角”和“华界沙头角”。1905年香港政府派政府工务局用石碑更换了中英街上的木质界桩。这就是英方在沙头角竖立的永久性的石头界碑。它是港英政府加强对沙头角边境地区管理所采取的实际步骤。20世纪初，随着河道的填塞和界碑的竖立，界碑两侧的居民来往逐渐频繁。30年代有人在界碑两侧搭建房屋做生意，形成了中英街的雏形。20世纪30年代是中英街基本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 　　1941年2月侵华日军占领沙头角，在中英街修筑碉堡和炮楼，以“妨碍交通”为名，挖掘并丢弃了中英街3—7号界碑。中英街更名“中兴街”。华界沙头角被日军侵占长达5年之久，中英街外滩成为日军随意枪杀百姓的地方，被称为“杀人坝”、“打靶场”。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英双方经过协商才将3—7号界碑重新竖立在原先的位置上。 　　新中国成立初期，沙头角新界和华界的乡民都十分欢迎解放，一起搞庆祝活动，直到1951年2月粤港两地基于政治和安全考虑，同时决定封锁边境，加强边防管理。双方处于冷战状态，中英街成为严格的边防禁区。边境封锁后，原先在香港新界拥有土地的乡民必须凭借“过境耕作证”才能出入边境生产耕作，两边群众也很少联系，往来也不自由，非常严苛。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中英街，得到各级政府和领导的关怀与重视。1959年建国十周年前，香港有人到“中英街”拍摄纪录片，拿到香港放映，题目是：《所谓社会主义沙头角一个市场》，副题是：“破破烂烂，冷冷清清”。为了改变中英街的形象，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叫省里立即拨款30万元给宝安县，整修了中英街上一连十八间店铺，建立了沙头角综合商店。商店开张后，陶铸亲自指示，商品供应一定要跟上。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深港边界地区的情况变得十分复杂，边界冲突不断，还爆发了大规模乡民逃港事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宝安县沙头角镇的民兵向沙头角英方居民发动宣传和开办“学习班”，曾引起过英方的干预。1976年6月9日，沙头角镇民兵、农民和当地驻军示威游行，涌入中英街，向英方居民散发大量传单和慰问信，被英警阻拦。随着内地“文化大革命”的推进和香港左派群众“反英抗暴”活动的开展，中英街一带的边界冲突愈演愈烈。 　　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华界沙头角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生产生活水平逐年下降，而香港经济起飞，英界居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华界开始有人偷渡香港。据统计，当时宝安县大约有6万多人跑到香港，仅沙头角农业生产大队累计逃港人数就有2600人，相当于1978年该地人口的两倍。滞留香港的逃港乡民由于思乡心切又不能轻易返乡，就隔着沙头角界河与家人喊话，互诉相思之苦，情景相当凄惨，当地乡民称之为“界河相会”。“文化大革命”期间，沙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