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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原点挥之不去乡土情结 　　[摘要]韩少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从乡村最终回到乡村，他完成了地理意义上的一个轮回。回顾其人生历程和创作历程，从城市回归农村是他的必然选择，而这种选择与三湘大地的地理环境、湖湘文化精神的塑造以及对城市现代化的反思密切相关。 　　[关键词]乡土情结；湖湘文化精神；地理环境 　　从茫然无知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历经了文化大爆发的八十年代，目睹了社会经济文化大转型的九十年代，最终韩少功在千禧之年重又定居农村，他完成了地理意义上的一个轮回。从急切逃离农村，到最终皈依农村，韩少功历经了无数的辉煌和荣耀，其间也到处充斥着困难与曲折，可是离开城市，回归农村是韩少功的必然之路，他的这种选择与三湘大地的地理环境、湖湘文化精神的塑造以及对城市现代化的反思密切相关。 　　地理因素对一位作家的人格品行的形成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中国的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于是丰富多彩的区域地理因素促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文化内核。例如三秦文化与贾平凹、陈忠实等陕西作家，中原文化与李准、刘震云等河南作家，齐鲁文化与张炜、尤凤伟等山东作家，吴越文化与汪曾祺、林今澜等江苏作家，东北文化与迟子建、萧红等东北作家……湖湘文化精神无声的滋润着以韩少功为代表的湖南籍作家。 　　笔者认为，余秋雨与韩少功在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上的对比，更能彰显了韩少功作为湖湘文化精神继承人独特的一面。余秋雨与韩少功二人在许多方面都颇有相似之处：他们在“文革”期间都曾有过被放下乡劳动的经历，在中国的地域版图上都是标准的南方人，都曾在文章中流露出对故土的无限眷恋之情。虽然二者颇有相似之处，但是各自显示各自独特的地方更能体现二者之间的差异。余秋雨出生在典型的江浙村庄，地处我国江南沿海地区，多属一望无垠的平原地区，水路交通便利，经济繁荣，思想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在历史上吴越文化对这一区域文化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余秋雨深深受到吴越文化的熏陶。地处优越的地理环境，经济发达，思想活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古谚语所保留的优越感，再加上“吴侬软语”沁人心田，因此人们更容易产生对美好华丽事物的追求，细细品味，一股细腻而丰富的情感油然而生。在余秋雨考察中华文化的系列散文中，《文化苦旅》等散文名篇中，华丽的辞藻和细腻的情感是这些著作的一大特点，华丽和细腻形成余秋雨式的对历史文化的独特理解与思考。 　　而沐浴在湖湘文化下的韩少功则展现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韩少功出生于湖南长沙，处于内陆地区，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又位于湘江河畔，经洞庭湖直通长江。虽然地理条件优越，但是与江南相比，其优势仍不足以与其相提并论，并且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化中心一直处于北方。虽偶有南移，但那是由于战乱的影响，一旦北方平定，随即北迁，在古代湖南曾被长期成为“蛮地”只是官员贬谪的流放之地，所以湖湘文化一直被中原文化视为异类而遭遇排挤。于是，欲追求正统文化的学者，必须长途跋涉到以文化正统自居的北方求学。这一路上的千难万苦，造就了湖南人敢于冒险、勇于拼搏的精神。 　　到了宋代，湖南人终于赢来了学术史上的辉煌一刻。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到岳麓书院担任院长，对学院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并经常举办各种学术讲座与讨论，一时间学院大师云集，学术氛围空前浓厚，而岳麓书院以响亮的名号名冠宋代四大书院之首。而湖湘文化人则没有丢失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宋代理学所推崇的“经世致用”的思想，逐渐融入湖湘文化人的思想体系。在朱熹过后，王阳明等大师等都在岳麓书院讲过学，将湖湘文化精神装饰的更加恢弘。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完善，在近代，湘籍人才迎来了一个爆发期。在各个领域涌现出来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等不计其数，例如一代儒将、权倾朝野的曾国藩，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如杨度所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在近现代的巨大影响力可见一斑。“经世致用”的思想发展到近代，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的敢作敢为的担当，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特质凸显无疑。在文学声望与日俱增时选择下海、将杂志起死回生、办的有声有色时毅然选择定居农村，这些让常人匪夷所思、难以理解的决定，将其放置到湖湘精神文化背景下的韩少功身上，就可以理解他的行为了。 　　另外，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余秋雨自“文革”后，依旧追寻着其学术的梦想，在上海戏剧学院任职。他于1986年到1992年曾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在此期间，行政职务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一直醉心学术，但期间走上行政岗位的余秋雨，逐渐偏向官方文化(主流文化)，向着宏观的方向靠拢。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没多久他就辞职了，其后进行的一系列考察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巨大内涵，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