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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与对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再思考 　　摘 要：现代解释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这种视角暂且悬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取得的成果，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实地视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本土的传播、生长的进程。其中的“回归”维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存在性”，尤其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而“对话”维度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获得“当代性”，进而建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发展的“理论双维”，这两种理论维度实际构成了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视域”和“当代视域”，在“视域融合”的过程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新成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回归；对话；解释学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038-03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阐释，目前学术界一般是将其分解为三个意义层面：其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中国建设的实践相结合，进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提供行动指南；其二，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升为理论，使其“马克思主义化”，进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其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清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又借助传统文化的形式，尤其是一般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入浅出地阐释、表达和传播，因此，在这一层理解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和要求。一般认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次飞越，两大成果，这两大成果符合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上述理解，既是中国革命、中国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又为其提供理论指导，在形式上具有“中国气派”，在国民中得以广泛传播。 　　以上三层理解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①笔者在下文中拟从现代解释学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一些新思考。解释学的视角暂且悬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取得的成果，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实地视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本土的传播、生长的进程。 　　一、回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性”的考察 　　“存在”是哲学本体论中的一个核心范畴，也是现代西方哲学重点关切的对象。而“存在性”可以由此界定为事物存在属性、存在状态。“解释为存在去蔽”，是现代解释学真理观的体现与诉求，具有“前提批判”的性质。笔者以为，借鉴现代解释学的思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存在性”的考察，实际是要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真的、原初的存在状态，而这种考察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其一，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其二，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前提”。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源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为实践服务，并受到实践的检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前提”，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如何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而实现所谓的“两次飞跃”的，这里不作赘述。然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呢？这却是一个需要探究的问题；而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前提”的考察应当先于对其“实践前提”的考察。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存在“理论前提”？回答是肯定的，当然这里的“理论前提”不是经常所谓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态度问题、学风问题。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中国本土传统思想文化的产物，而是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来西学东渐的“舶来品”。“中国化”必然意味着外来文化的传入、吸收和植根，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存在的逻辑前提。因此，没有“理论前提”也就无所谓“中国化”。因此，拷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实际要深入考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本土生根传播发展，以及该理论形态是怎样得以诠释进而发展演变的问题。因此，在解释学的论域下，“中国化”首先就是一个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与传播的过程。回顾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长期以来采取的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理论（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特指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学说体系）先“俄国化、苏联化”再“中国化”的路径。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译介和诠释长期以来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比如由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马克思主义人为地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并认定辩证唯物主义揭示的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的一般规律，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和沿袭，这两者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1]。这种划分也几乎成为国内理论界和思想政治教育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和解释的不可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