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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民族史观 　　1993年，刘震云完成小说《温故1942》后，还没拍过一部电影的冯小刚就想把它拍成电影。在多数人不看好的情况下，两人成立采访组，多次沿着灾民逃荒、日军进攻以及蒋介石的活动路线走，采访了上百人。2012年11月29日，前后历时19 年的《一九四二》终于在国内上映。 　　4条不同的故事线索，犹如1942年的4个横切面，展现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这就是《一九四二》重回1942后带来的一切。 　　回到1942 　　“一九四二年，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在这场灾祸中，有的人发了财，有的人为了活命卖掉自己，有的人吃掉了自己的孩子……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 　　《一九四二》的故事这样开篇。以地主、长工、佃户与媳妇一家等灾民的逃荒之路为主线，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等人的四处斡旋、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堪境况为副线，重现了1942年的那场灾难。 　　1942年的河南正在饥饿中煎熬。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统计，1942年，河南大饥荒造成300万老百姓饿死。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死伤人数的总和。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1942年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中写道：“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 　　有人说，冯小刚在电影里不厌其烦地渲染了苦难，说“渲染”当然并不确切，事实上这些渲染比事实要温和得多。在小说和现实的调查中，灾荒时人吃人，但电影中，美国记者只是拍到了狗吃人。 　　尽管如此，电影中的苦难，大约已是中国电影目前能表现的极致。没有吃的了，出门找吃的，叫“逃荒”。一切都是从饥饿而起，因为饥饿，灾民抢了老东家的家；一个月没吃一口米，瞎鹿要卖女儿；老东家的女儿星星把自己卖了五升小米，在妓院，因为吃得太饱，她甚至弯不下腰；老东家的媳妇饿死了，婆婆还想扒开她的衣服，“趁着身子还热，让孩子再吃一口奶！”这样疲惫不堪的逃荒人群，加上溃退部队的抢劫、日机的轰炸，沿路落下的尸体，被野狗跟随着……《一九四二》就是将这样一幅幅“流民图”再现1942。 　　寻找《一九四二》 　　有人这样形容：《一九四二》对冯小刚来说，是西西弗斯天天在推的那块大石头，也是圣者约翰·克里斯多夫背着过河去的那个小孩。 　　的确如此，直到2012年年底，冯小刚才终于将这块大石头推上了山顶，终于将这个小孩送到了河岸。 　　18年前，冯小刚和刘震云一同参加北京青联的会议，冯小刚向刘震云提出了改编《温故一九四二》的想法，刘震云拒绝了。刘震云说：“现在时机不成熟，我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仍然还只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提高我们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过程是不能被省略的。” 　　这一提高就是6年，2000年春节，冯小刚接到刘震云拜年的电话，同时也得到一份大礼，刘震云说，《温故一九四二》可以上路了。此后，《温故一九四二》开始建组，可因为种种原因，筹备都失败了。直到2011年1月，这部电影再次启动，经过10个月的筹备，5个月的拍摄，以及7个月的后期制作，《一九四二》终于面世。 　　为了寻找《一九四二》的故事，冯小刚和刘震云带着一队人马，开始了他们的创作之路。“河南、山西、陕西、重庆……路上这个故事在不断生长。”冯小刚介绍说，“走了以后才知道，‘喝口凉水都不饿’这句灾民的原话，不是我们在宾馆里就可以想象的。我们住当时蒋介石的别墅，也没想到会是那么简陋的。《一九四二》怎么变成电影，就是要在1942这个年份里寻找。”他认为，正因为有了这次的实地考察，才让剧本成型并愈加丰满，“电影不能让这300万人复活，但也许能让他们的死变得有价值。” 　　刘震云坦言，用这种笨办法可能耗时很长，但人物和故事才能真正留下来，电影人物在创作中“慢慢生长起来、成熟起来”，这对创作者来说很有成就感。刘震云认为，无论是写作还是拍电影，寻找好故事已成为中国创作群体中一种普遍的焦虑，但他认为“有比寻找故事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培养人的见识。一个导演、一个作者能否讲述一个好故事，不仅是讲故事本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见识”。 　　冯小刚说，他特别想拍出天灾时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刘震云曾解读：我们这个民族，通常会以幽默来对抗残酷。电影中，人们对待死的态度是：“死了好，少受罪！”“早死早托生，再托生，别托生到这儿来！”“早晚一个死，就想死得离家近点。”“（人）都凉了，别哭了。”在苦难和绝望面前，人们通常都是这样让自己麻木。 　　以灾难反省灾难 　　一向以来，冯小刚都是以独有韵味的现代喜剧著称。但近年来随着《夜宴》《集结号》《唐山大地震》等电影的上映，冯小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