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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杂志和不确实世界 　　我们的乐观一部分来自我们所绘出的这幅壮观油画，再没有比此时更适合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将要去向何方? 　　今天，环顾—下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仍然对它的状态抱有乐观，同时也对于这个世界可能变坏保持一种偏执担忧。 　　之所以还抱有乐观，与当下的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态势有关。看起来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软着陆，美国与6个月前相比现在做得不错，欧元区的问题也并不致命世界也许仍在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 　　25年前我们还没有遭遇困局，那时世界被像高盛、麦道夫这样的恶徒们以贪婪引领着，但同样在这样一个时期，有10亿人被带离贫穷，开始追求一种接近中产阶级的生活。若历史学家回头记录这个时代，后者才是最重要的事件。 　　“黑天鹅”的说法很荒谬 　　两三年前的时候，我很担心中国和印度会拒绝对外开放，而我现在却被这些国家所具备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性所震撼。其实即使现在，我依然会担忧中国的情况，而事实上印度政府过去三年所做的一切行动都是灾难性的，巴西愚蠢地采取封闭的贸易保护政策，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也做了不少蠢事。但是，总体而言，在这些新兴国家来自底层十亿人民的改革动力大得惊人，他们仍然要求经济开放，他们仍然要求政治自由。这些是我乐观的一个重要理由。 　　乐观的另一个理由是，欧洲的表现并没有那么糟糕。如果回望历史上每一次信贷危机，我们会发现通常需要6—7年就真正度过危机。这算不上乐观，但也不算悲观。 　　再来说说我的担忧。正如“赫伯特·斯坦定律”所讲：任何一件事情无法持续永远，早晚会停下来。然而，令我很震惊的一点是，人们在谈论当下这些危机时却会认为这些错误是“黑天鹅”，是无法预期的、超出我们理解的随机问题。这种说法非常荒谬。我们所遭遇的这些事件在发生之前就有预兆，正如同冒烟的火山，你明知道它早晚喷发，而我们只是“阿Q式”地想能不能不在当下发生呢?例如，在穆巴拉克被迫下台前的6个月前，《经济学人》做了一个封面报道《移功的沙丘》，我们认为穆巴拉克已经面临极大的问题。那会儿我有个朋友要去埃??做生意，我建议他与写作这个封面的作者聊一下，朋友的反应是，哦，我知道埃及迟早出问题，只是还没到时候，我还是要去那里挣钱。当时我就在想，如果你明知道美国房地产泡沫、埃及政府、互联网泡沫等等这些都将不会持久，但人们仍然指望奇迹发生。作为记者观察这些领域，我们会问，中国的房地产现状和美国五六年前是否真有什么不同，普京政府和穆巴拉克的统治又有何区别?这些问题真的让我充满忧虑。 　　用“赫伯特·斯坦定律”来测试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发现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我知道也许就在明年初这个问题就会露出苗头。再说说欧元区，我知道在座各位可能等着我从英国的角度说，欧元区的解体只是迟早问题，但其实我的看法恰好相反，一方面，我认为欧元区解体所要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了维持欧元区的风险；另一方面，我看到为了维持欧元区的完整，许多人已经准备好了去做很多事情，商业上和政治上也正在进行各种整饬。而这样的努力你很难在美国或者英国见到。如果英国首相卡梅伦与劳斯莱斯和巴克莱银行的总裁同处一室，他们可能会谈谈年前一起进行的会议，如果是奥巴马跟IBM及摩根士丹利的总裁在一起，奥巴马也许只能认出他们其中的一位，但我敢保证如果默克尔跟德意志银行或是奔驰的老板碰到一起，他们会立刻将前一天在电话上没有进行完的讨论继续下去。我想这是这几个国家之间最大的不同。 　　在我看来，中国是进行“赫伯特·斯坦定律”的另一个好区域，对这个区域，我更关注的是政治议题而非商业议题，如果我是中国的领导人，我会为中国的数据所隐含的政治含义感到极大的担忧。我在此给出几个数据：一是，本世纪前五年中，中国有3800万人从农村迁徙到城市，与之相比较，1920年以前的100年间共有3000万人跨越大西洋。由此我们可知中国正在发生多么大规模的人口移动。第二个数字是十万，这是印度在中国西北边境所集结的军队的数量，换句话说，印度准备用来应战中国的人员和军队数量超过我们对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队数量。这些数字也许能告诉你亚洲将往何处去以及这个地区潜在的对手所在。这些我认为都是会出现问题的。 　　在“混搭”中阅读严肃 　　《经济学人》在这个世界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的基调依然是偏执乐观主义。我们的乐观一部分来自面对我们所绘出的这幅壮观油画，再没有比此时更适合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将要去向何方? 　　我们的杂志被两个根本性的潮流所驱动，其一是全球化；其二是英语。在印度我们有3万读者，年初我们刚刚推出了中国栏目，目前我们在中国有2000个订户。您别看这个数目很小，我们上次为一个国家专门设定常规栏目是在1942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为美国所设，那时候我们在美国有3700个订户，而如今我们在美国有70多万订户。我认为尽可能的在我前面所提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