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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慧娟案看我国法官法律解释权 　　摘　要：由李慧娟案引发人们讨论的不仅仅是当上位法与下位法冲突时的如何解释问题，还涉及到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法官是否有权解释法律的问题。尽管我国尚未确立法官的法律解释权，但学术界已基本认可法官审判案件时可以进行法律解释。本文拟通过李慧娟案探析我国的法律解释现状，提出构建一个合理法官法律解释体制的建议。 　　关键词：李慧娟案；法律解释权；法官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3.5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132-02 　　一、我国法官是否具有法律解释权 　　（一）案情简介 　　2003年，洛阳市中级法院法官李慧娟因在一起民事案件的判决中触犯人大“尊严”，受到被撤销其审判长职务和免去助审员的“严肃处理”。 2001年汝阳县种子公司委托伊川县种子公司代为繁育杂交玉米种子10万公斤，后来伊川县种子公司未能如期交付种子。2003年初汝阳县种子公司诉至洛阳中级法院，要求赔偿。由李慧娟担任审判长的合议庭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9.7万元。其理由是：“《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条例》作为法律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对此，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认为，洛阳市中院的行为，“其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最终洛阳市中院党组撤销李慧娟审判长职务，并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资格。 [1] 　　（二）李慧娟对法律的解释有其必要性 　　法官要为他的判决提供充分的理由，以明示其当事人的裁决是最正当的就必须充分地讲明道理。因为，“任何提出法律主张并期望为他人接受的人，都必须提出论证充分的论述”， [2]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最高人民法院才作出各级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判决中要充分说理的要求。法官的判决，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可见，法律解释权是司法机关的“自然权力”，问题在于法官是否说得合法、合理。 [3] 　　同时，法官在判决中进行法???解释和推论是司法过程所必须的。1803年美国大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的判决时所说的：“应当强调的是，确定法律是什么是司法机关的权限和职责。那些把规则使用于具体案件的人们，有必要对规则进行解释”。 [4]所以，当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法律对同一案件都具有管辖权，而它们又处于相互冲突的时候，法院有权按照一定的原则选择其中的一个或两个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但同时必须在判决时说明理由。无论是怎样的案件都应当对适用的法律进行说明，法律必须解释才能适用，法律解释是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案件之间的“桥梁”。法官处理案件和适用法律，作出判决，都应当有充分理由，因此本案中，李慧娟对法律的解释是必要的。 　　（三）我国法官在实践中是否具有法律解释权 　　我国法律没有赋予法官以法律解释权。目前首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但实际做出的法律解释非常有限，实践中最高司法机关（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是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法官作为法律适用的主体，与法律解释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却被排除在法律解释的有权主体之外。 　　实践中需要法官解释法律。法官的任务是适用法律去解决纷繁复杂的现实纠纷，将应然的法律规范与实然的案件事实相结合从而做出有效的个案裁判，但法官适用法律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逻辑决定过程，“因为事实与规范处在不同的层面，它们是判断形成过程的‘原材料’，未经加工，它们根本不可能相互归类，规范属于抽象性、普遍性定义之应然，事实则属于杂乱无章的无定型之实然，”[5]法官需要将抽象的法律规定与事实连接起来，已经法律规定对事实加以判断并最后做出判决。 　　二、法官在实践中解释法律的基本特征 　　（一）法官的法律解释是一种实践性的个案解释。法官的法律解释发生于具体案件的适用过程中，法官针对具体个案从事法律解释的工作，法官的法律解释与具体个案有密切的关联，脱离具体个案谈法官的法律解释没有任何意义。伽达默尔说：“解释的任务就是使法律具体化于每一种特殊情况，这就是应用的任务” [6]拉伦茨亦说：“解释乃是一种媒介行为，藉此，解释者将他认为有疑义文字的意义，变得可以理解。对于适用者而言，恰恰就是在讨论该规范对此类案件事实是否适用时，规范文字变得有疑义。”[7]法官的法律解释区别于学者的纯理论解读，法官的法律解释不仅伴随具体的案件适用而产生，而且以解决实际生活中具体的社会纠纷为目的。 　　（二）法官的法律解释是一种规范性解释。这表现在法官法律解释的必要前提是具有规范性，法官的法律解释并不是法官随性的解释，必须以法律为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