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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之后清洁发展机制面临新形势 　　 《京都议定书》对许多发达国家提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并提出了三种基于市场的灵活机制（flexible mechanisms），允许这些发达国家在以国内减排行动为主的前提下，从国外购买一部分减排指标，作为对其量化减排义务的相应抵消。因此，灵活机制也被发达国家称为抵消机制（offset mechanisms），可以以更加成本有效的方式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温室气体减排。 　　 2008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第一承诺期，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是现阶段发展中国家可以参与的唯一一种灵活机制，然而，由于《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到期，世界各国正在对2012年之后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及国际合作问题进行着艰苦卓绝的谈判，在此框架之下的灵活机制问题也面临了一些新形势。 　　 一、清洁发展机制面临改革 　　 CDM作为一种附属于《京都议定书》之下的“年轻”机制，在近年来的“边干边学”实践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目前讨论较多的问题包括： 　　 项目类型分布不均衡：现有CDM项目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煤矿瓦斯回收利用以及提高能源供应侧效率等三大类型，而建筑和交通部门减排项目的数量和减排量均很少，其中交通部门项目的数量和减排量所占比重均不到1%。此外，按照现有CDM规则，核能及一些林业项目类型无法在CDM范围内实施。 　　 地区分布不平衡：发达国家指责目前已注册CDM项目的数量和减排量都主要集中于我国等所谓“发展中大国”；而最不发达国家已注册的CDM项目数量约占全世界的1%，年均减排量合计约占全世界的0.6%。 　　 经济学的“效率”问题：项目交易成本较高，可能占到项目CER收益的6.9—13.6%；系统运行效率不高，并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包括方法学审批缓慢且修改频繁、项目审定周期延长、项目注册周期延长等。 　　 HFC-23和N2O等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被质疑存在“过度激励”问题：国外研究机构测算的HCFC-22生产过程的HFC-23减排项目的CERs净收益相当于使HCFC-22的销售收入加倍；己二酸生产过程的N2O减排项目的CERs净收益相当于己二酸市场??格的55—63%。 　　 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未达到预期：《京都议定书》所提出的CDM的目的之一是促进东道国可持续发展，但是一些国际组织对于现有CDM项目的案例研究认为产生真实减排量的可能性最高的项目类型（HFC-23减排项目）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却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认定现有CDM项目的开展不能很好地实现温室气体减排量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度的双赢。 　　 对技术转移的贡献有限：发展中国家通过CDM得到的主要是减排设备和设备的维护与运行技术，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技术转移。 　　 针对上述问题，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在国际谈判案文中提出了20多项CDM改革建议，其中2012年之后的有关未来体制下的CDM等灵活机制的议题被安排在附件I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进一步承诺问题特设工作组（简称为“AWG-KP”）会议框架下进行讨论。自2008年针对此类问题进行直接谈判开始，至今已经历了4年多的10多次谈判会议。在2010年底的坎昆会议上已正式批准了“建立标准化的基准线”和“把二氧化碳捕集与埋存（CCS）项目纳入CDM范围”两项建议；另有“对CDM项目的CERs进行打折”、“促进使用特定东道国项目”（例如要求10%以上的CDM项目所在地是最不发达国家）、“在CDM项目管理中采取措施以增进项目活动的协同效益能见度”等四项建议已进入了短名单谈判阶段。 　　 二、第二承诺期CDM的市场规模将明显缩小 　　 在目前的承诺期，CDM买方的主要国别包括欧盟、日本和加拿大等多个发达国家，其中欧盟和日本是最大的两个CDM购买国。 　　 然而由于加拿大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国家，日本的态度也基本确定为不参加《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因此CDM市场在第二承诺期的需求方就仅以欧盟为主了。根据中创碳投公司的预测，欧盟在2013—2020年间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年均减排指标需求量约为1.2亿tCO2e以内。即使把下一承诺期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指标需求全部假定为CDM需求，以年均需求量来衡量的CDM市场规模也将比目前缩减约79%。 　　 此外，现有CDM项目的减排量供应能力已大大超过了欧盟在下一承诺期的需求上限，因此CDM市场必将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这种供需形势的变化，为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 ETS）未来屏蔽掉一部分CDM项目在政治上提供了可能性。欧盟已提出，如达不成令人满意的国际协议使欧盟到2020年的排放总量能够在1990年水平之上削减30%，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