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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战后菲律宾社会建设失衡与政治危机耦合 　　摘要：二战后，菲律宾中央政府过于激进的国家整合政策和过于极端的民族同化政策摧毁了多民族国家赖以依存的和解制度框架。随后几十年间，由于未能建立起符合各方核心利益和基本需求的“民族共存体”，中央政府培育菲律宾“民族共同体”的各种努力也便归于失败。 　　关键词：菲律宾 社会建设 政治危机 　　菲律宾南部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体制和制度背景。二战后，从西方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的菲律宾，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未能处理好分配性、认同性等关键问题，特别是官方政策接连失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整体安排失当，致使南北部地区政治权利分配严重失衡、经济水平差异不断扩大、宗教信仰冲突日益加剧，从而在穆斯林世界里全面引发了对战后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产生致命伤害的分配性危机、参与性危机、渗透性危机、认同性危机，并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彻底激化了南部地区的社会矛盾，驱动各“碎片”地区进入权力秩序重构状态，使国家同时面临社会分裂危机和国土分裂危机。 　　一、以战后不合理的经济制度为主要支柱的物质利益输送格局，在菲南地区引发了分配性危机 　　1.南弱北强的二元经济结构加剧了菲律宾群岛南北方的区域发展失衡矛盾。西班牙和美国先后在菲北地区经营了三百多年时间，因此当地种植园经济和工业经济基础相对雄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高。同时，菲北地区面朝东亚地区主要国家，地理区位和交通条件得天独厚。相比之下，菲南地区由于政治闭塞和战乱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缓慢，长期以来处于自然经济状态。战后，菲律宾以中央政府统治下的北方地区为中心，大力推行经济振兴政策，至1950年工、农、矿业生产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水平。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菲律宾积极接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海外转移的产业，以首都马尼拉为轴心，将大量开发项目集中布局在菲北地区的吕宋岛等地。在菲律宾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菲律宾南部等偏远地区却“被遗忘”了。实事求是地说，由于菲律宾中央政权对菲南地区的渗透性不强，想要在群岛南北两端统一进行完整的、???理的经济布局确实是勉为其难。但是，这种客观上重北轻南、重首都轻边疆、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发展政策，确实在国内形成了很不公平的、影响很恶劣的二元化利益分配格局，直接导致棉兰老岛等穆斯林聚居区成为菲律宾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战后这些地区长期民生凋敝，失业问题严重，绝望与愤懑随之情绪弥漫。 　　2.巧取豪夺的土地制度加剧了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和天主教徒的贫富分化和利益冲突。美国殖民时期制定的菲律宾土地法，曾宣布菲南地区为“非法土地”，明确规定了新移民可无偿占有的土地数量和穆斯林土著可自行拥有的土地面积上限，鼓励北方天主教徒南进圈占土地和移居拓殖，从而压缩穆斯林生存空间，以间接方式最终对菲南地区形成有效控制。战后，菲律宾政府出于维护北方权贵资本精英集团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等考虑，对美式殖民模式进行了严重的“路径依赖”，继续在菲南地区维持巧取豪夺的土地产权转移和兼并政策。在战后南进移民潮的巨大冲击下，菲南地区大量穆斯林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沦为佃农或破产，引起严重不满和反抗。 　　二、以战后不科学的政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权力分配格局，在菲南地区引发了参与性危机和渗透性危机 　　1.以菲北天主教徒为主体的政治生活框架设计从制度上排斥了南部穆斯林的利益诉求渠道，形成一种非常失败的多民族国家治理模式。菲律宾共和国的诞生是菲北地区大资产阶级和地主权贵集团通过渐进式和平请愿和谈判等方式同美国政府进行交易的产物，从建国到国家制度设计、从中央政府第一次成立到历次换届选举，都缺少菲南地区穆斯林的参与。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所谓民主制度，在种族分立的大背景下，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文字游戏。由于无法参与全国性的政治生活，难以在国家层面为自己的利益说话，菲南穆斯林对位于马尼拉的中央政府非常抵制和不满。 　　2.菲南移民政策和菲式民主选举制度的不良结合，导致穆斯林土著在地方政治生活中遭到逆向淘汰，严重侵损了其原本享有的执政、参政和议政权，引发政界和社会动荡。战后，中央政府大规模的天主教徒南进移民政策加大地改变了菲南地区的政治力量对比，空前压缩了穆斯林传统政治生活空间，引发了可怕的政治后遗症。二战结束后，菲律宾政府为了确保北方地区的稳定，将菲律宾共产党于1942年建立的革命武装“抗日人民军”（又称“虎克军”）向南方边远地区驱赶，并把大量投降的虎克军士兵安置在了菲南棉兰老岛等地。同时，为加强对南部地区的控制，菲律宾政府采取了过于激进的政策，持续向南部地区输送天主教移民，打破了菲南地区原本的政治社会生态，天主教徒在人口规模上逐渐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从上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由于选民比例失调而在竞选中遭遇失败，不少南部省份的穆斯林逐渐失去了对当地各级政府机构的领导权。失去权力即意味着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