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高原上绿色村庄.docVIP

陕北高原上绿色村庄 　　这些拥拥挤挤的丑陋山头像海神理就的一个世界，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生存简直是一个奇迹。”1936年，斯诺在《西行漫记》曾这样形容陕北高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陕北就像一辆马车，在尘土飞扬、植被稀缺的陕北高原缓慢前行，头戴白羊肚肚手巾的陕北人甚至成了陕西落后、闭塞的形象代言人。 　　如果不是亲自站在高高的台塬上，很难相信陕北高原已经悄悄丢掉了“黄”帽子，换上了绿装。而陕北人民的衣食住行、所思所想也随着经济模式的巨大改变发生了巨大改变。 　　政府白天种树，农民晚上拔苗 　　“林上山、粮下川、羊进圈。”行走在丘陵沟壑之间的盘旋公路上，1999年政府提倡的退耕还林口号还依旧树立在山林之间。 　　退耕还林以前的秋冬，站在高处看陕北，群山就像一笼蒸熟的馒头，山顶黄秃秃、光溜溜的。而现在，在卫星遥感地图上，陕北的区域版图，已经被一片浓郁的绿色所覆盖。十年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草），陕西植被覆盖度由2000年的56.9%，增加到2011年的69.24%。 　　与退耕还林一起实施的还有经济林木作物的推广。 　　屋前是猪圈，屋后是苹果园，四五户在山丘顶的零零散散住户组成了陕北延安宜川县云岩镇刘家桌村。 　　这是陕北一个很普通的村庄，黄土高原养育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而现如今，靠天吃饭的种植庄稼已经变为种苹果。据刘家桌村村支书胡永胜介绍，现在全村耕地90%种的是苹果，人均3亩苹果园，每亩收入1万余元。 　　云岩镇种苹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宜川县政府号召农民们种苹果树来代替传统的粮食作物，这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都是种麦子、玉米这些粮食，谁也不知道种苹果到底收成会怎么样。苹果又不能当饭吃。”胡永胜说。不过，既然政府要求种，作为村支书，胡永胜只能响应政府号召，忍痛在地里种起了苹果。“当时心里也没底，只种了两亩苹果。” 　　但是并不是所有村民都如胡永胜一样遵从政府号召，“不老实”的村民有很多，他们迟迟不同意栽苹果树。白天村里给村民“热心地”种上苹果树，晚上就到地里把树苗给拔了。这并非云岩镇的特例，现在陕北大部分的苹果产区都经历过村民抵制政府种苹果的行为。 　　七八年后，第一批苹果树苗出果了。胡永胜至今还记得，那两亩地果树产出来的苹果共卖了1000多元钱，相当于他种四五亩庄稼的总收入。 　　那时，胡永胜和村民们在地里挖了一个地窖子堆放苹果，等着收果人的上门。胡永胜还记得第一个收他家苹果的中间商是一个广东人。他打听到哪里有苹果，就开着摩托车去收货。当时胡永胜也不知道苹果到底应该多少钱一斤，这位广东人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不过，只要价格谈妥了，这位中间人也不管苹果的个头大小，味道酸甜，全部都收走。其实，无论胡永胜还是其他村民，都不知道也不管他们的苹果会卖到哪里，市场上会卖多少钱。“我们就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也没电视没报纸，根本不懂啥叫信息。人家说什么是什么。” 　　从等待买家到创立果业合作社 　　当第一批苹果收获之后，村民的想法开始变了。他们逐渐放弃了传统粮食，开始大面积种植苹果。 　　“大概是2003年前后，全村掀起了种植苹果的热潮。”但是种植苹果的人多了，价格就成了问题。 　　其实得益于黄土高原昼夜温差大的气候，陕北的苹果糖分含量高，加上易于保存的特质，陕北的苹果一直不愁销路。但是价格究竟谁说了算？ 　　那时候，基本上村民见面都会不自觉地谈起苹果的价格。“要是听到我卖出去的苹果价格比对方高，嘴上不说，心里头高兴；但如果自己的没卖出去而对方卖出去了，就得想法了解对方的开价。” 　　再过了几年，农村去大城市打工的人逐渐增多，村民也逐渐开始知道，在春节前后的苹果价格最高，不少果农试图自己建立大的地窖以等价格高时卖掉苹果。 　　“当时，有一户村民种了十几亩苹果，也和一个经销商谈好了价格，约定好春节前交货，但是等到交货时打开地窖才发现苹果都烂掉了。”提起此事，胡永胜一脸愁容，“最后发现是地窖透气的出口被狗无意间堵上了。最后这个果农想不开就喝农药自杀了。” 　　而有一批有胆识的果农则选择了走出去，亲自去找市场。果农高缠兵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当地政府也开始组织村主任、村支书到外地去学习，特别是有着丰富苹果种植经验的山东等地。 　　通过考察，高缠兵与几个村民建立了果业合作社，将苹果集中起来，这样就有谈价格的优势。然而这种集中起来与经销商合作的方式对于这位“保守”的农民来说有时候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高缠兵说他和一位天津的经销商达成了协议，双方按照五五分账。起初他对经销商完全信任，然而有一年春节，他去看望经销商，发现他在市场里卖的苹果价格高出了他们商定的价格。“价格有高的时候也就有低的时候”，经销商这样对他解释。 　　高缠兵当然知道其中的“奥妙”。他也不好说破，更不能跟对方翻脸，因为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