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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意义与借鉴 摘 要：现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与相关立法存在冲突，除外责任的设计欠合理，投保率低，保险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未得以发挥，赔偿限额低，保障不足。建立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有助于强化保险分散风险的基本功能，强化对受害人的责任保障，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我国台湾地区的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德国的转基因食品强制保险，以及我国“交强险”的制度设计，可以为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关键词：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转基因食品强制保险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7-0152-03一、我国食品安全及相关责任保险的现状（一）食品安全的严峻现实1.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企业作为从事商事活动的主体，营利性是其首要特征。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为了300%的利润，资本家们敢于冒上绞刑架的危险”，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使得一些企业生产者不惜铤而走险。为了更多的瘦肉而在猪饲料中添加瘦肉精，为了增加蛋白质的检测指数而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食品安全事故因此频繁发生。这些事故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仅三鹿毒奶粉事件就造成6人死亡，因食用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共29.4万人[1]。2.企业食品安全意识淡薄一些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只重经济效益，漠视食品安全；有的怀有侥幸心理，甚至铤而走险。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是由于行政监管体制不健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如双汇瘦肉精事件中，收购的猪肉未经检测就直接加盖合格印章。三鹿事件发生后，对国产奶粉进行全面检查，22家奶制品企业生产的奶粉均添加了三聚氰胺[2]，这说明质监部门疏于检测，给生产者留下了可乘之机。二是由于法律法规制裁的力度不够，没有足够的威慑力。3.政府承受高昂的赔偿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若企业无力赔偿，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政府便成为最终的埋单者。我国的《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2007）》中规定，无论哪一级事故发生，相应的善后工作主要由各级政府部门承担。2004年安徽的劣质奶粉事件中，受害儿童的治疗费用全部由阜阳市政???提供，并承担了每个死亡婴儿家庭人民币10 000元的救济金支付责任[3]。另据媒体报道，政府已拨付约9.2亿元经费用于解决三鹿奶粉事件[4]。笔者认为，政府在事故处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待转换。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对食品安全的源头、流通环节进行监管，形成预警机制从而防范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不受侵害。善后工作的重心在于惩罚致害人，协助受害人获赔，而非承担赔偿责任。4.消费者获赔难首先，公司资本往往不足以承担高额赔偿，而有限责任制阻碍了消费者向股东求偿。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制度的基本法律特征之一，在这种制度下，企业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的有限责任使得企业仅以自己独立支配的财产承担企业债务。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企业往往无力支付赔款，加上大多数企业未参加相关保险，消费者的损失很难得到合理的赔偿。其次，消费者无权向保险公司直接请求赔偿。即使企业投保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根据《保险法》第65条的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仅保险公司有权选择赔偿对象，受害第三人并未被赋予无条件的直接请求权，无法向保险公司直接请求赔偿。再次，消费者难以举证，诉讼困难。事故发生后，由于食品包装袋、销售发票等证据保存不全，客观上对消费者求偿造成了阻碍。最后，政府给予的补偿有限。尽管一些情况下会有政府善后，但由于人数众多，政府往往是“一刀切”地定个统一的补偿额，且这样的补偿只是象征性的。（二）现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不足2008年7月，江苏省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扬州市广陵区30家食品生产企业签订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单[5]，此举标志着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在我国正式兴起。然而，就该保险本身而言，还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不足。1.保险标的与相关立法存在冲突我国并没有法律单独规定食品安全责任，其归责应以产品责任为依据，有关产品责任的归责问题主要规定在《产品质量法》和《侵权责任法》中。《产品质量法》第29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41条亦有类似规定。依此规定，生产者对其生产的缺陷产品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的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而现有普通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则为“过错责任”。如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条款中第4条规定：“因疏忽或过失致使消费者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而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保险人在约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上述条款，大大限缩了保险赔付的范围，不能充分体现责任保险的应有功能。2.除外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