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会运作与法律制度构建研究.docVIP

中国合会运作与法律制度构建研究 　　摘要：中国合会具有互助合作的道德基础，生活、生产与市场的外部激励，规则与程序的组织机制，信息与声誉的约束机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合会发生异变，合会风险加剧，倒会时有发生，对地区金融安全的影响日益加深，甚至波及金融体系的其他部门，对社会经济构成严重的破坏。中国政策的摇摆使合会长期缺乏相应法律规制，这导致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司法无所适从，金融安全法制框架难以有效吸纳对其实施的规制行为和制度，并可能出现损害经济或危及金融安全的两难局面。因此应当建立以“一项价值目标、两大基本原则、五项具体规则”为结构的合会法律制度，引导合会运作走向有序化，促进合会法律制度价值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合会；金融安全；法制化 　　中图分类号：DF43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2）04-0120-10 　　一、引言 　　合会，在中国通常称之为“会”。英文是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简称为ROSCA，国内一般将之译为“轮转基金”，也称为“周转信贷协会”），也有称之为Mutual Fund。Ardener（1964）曾对合会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合会是由一群人组成的团体，该团体的成员每隔一定时间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资金以形成一笔基金，然后轮流将汇集起来的基金（全部或部分）交给团体中的某个成员，这一过程不断重复，直到每个成员都得到这笔基金后（而且仅有一次），该团体宣告解散。如果成员的资金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可与原成员协商继续组织一个合会或吸收新成员另组成其他的合会”。Bouman（1992）指出，从本质上看，合会是一种独特的以某种“对称的互惠主义”为原则的资源分配模式，即在一个团体中通过一定的契约实现资源的汇集和再分配，以帮助成员“应对资源稀缺、风险和不安全感带来的种种压力”。通过合会进行集中和再分配的“资源”涵盖较广，不仅可以包括货币，而且还包括劳动、各种生产性和生活性实物等。合会也因此获得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功能，将部分保险和信用移转到自我可控的范围内——人们通过互助形式保证生活的安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正式制度具有不完备性与社会生活不确定性之间的断裂。Calomiris和Rajaramn（1998）特别强调了合会的保险功能，特别是它在应付突发事件方面的作用。 　　合会大约起始于唐宋年间，在中国大量存在，并没有严格的限制。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对合会的需求。合会逐渐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资金融通形式，为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然而，合会在中国大陆长期不为正式制度所承认，而在“体制外”运行，由于种种原因，合会缺乏风险转移系统，倒会现象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金融安全构成了威胁，甚至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合会与整体金融安全的关系在央行的年度报告中（2004）开始受到重视。为了防范金融危机，国务院在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促进民间融资健康发展，《个人放贷条例》的草案也已提交国务院讨论。因此，将合会放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展开实证分析，并为当前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文献回顾 　　学理上合会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广义合会是指综合性的互助合作组织，它包含金融会。也包含其他形式的组织，如防匪会、青苗会、联防会、乡帮兄弟等；狭义的合会专指金融会，亦称钱会，如费孝通提到的“互助会”。由于狭义的合会与正规金融关系非常紧密，本文取狭义。 　　中国台湾地区较早研究合会的法律规制，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曹兢辉（1986）、凹王志诚（1995）、谢哲胜、戴炎辉、陈瑞堂、孙森焱、吴启宾、王甲乙、陈聪富（1999）、林诚二（2000）等。如林诚二提出：“‘合会’制度系由民间习惯而来，因此，制定相关规定时，应尽量配合、参酌民间之习惯，始较能使一般社会大众接受。”1999年，合会正式写入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之后不断有人质疑合会的法典化。 　　大陆学者近年开始研究合会，法学界的研究进路大致是“介绍中国台湾民法债编对合会相应立法规定—讨论合会合同的性质一建议大陆也应当在立法中规定合会合同”。如徐国栋（2003），在其《绿色民法典草案》中设立了《合会合同》（第63章）对合会进行了立法规制，其主要立法体例编排是参照中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在债法的合同部分规定一种特殊的有名合同。此外，李新天、罗昆（2003）、罗建平（2005）等等也对合会合同的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李晓佳（2005）、陈荣文（2005）、黄震（2006）对中国台湾地区合会法制变迁作了较为完整的阐释。 　　合会以信用作为基础，其风险主要来自倒会，早在明代就有书面记载（邹元标）。据学者问卷调查发现，惧怕倒会是许多中国台湾家庭拒绝参加合会的首要理由。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