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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参与法治进路探析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期和改革发展的艰巨阶段，法治国家建设不但是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公民参与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现代民主政治和行政民主发展的重要体现。 　　一、公民参与的法治进路困惑：形式参与与实质参与的断裂 　　公民参与是表达公民自己的需求，实现自己的利益，提供公民自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我国的法治国家建设中，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依法治国就是按照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意愿来治理国家，依法行政也应该是政府（行政机关）按照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意愿来行政，来进行社会公共管理活动。在现代社会，人民的意志是通过法律和法治来体现与实现的。因此，我国的法治国家建设就要求公民进行政治参与，通过积极有序的参与来表达自身的利益需求和行使话语权。 　　那么，公民参与所表达的利益诉求和行使的话语权是否是真实可靠的呢？公民意愿表达过程的形式和实质有效性之间存在断裂。另外一种经验判断就是，公民的形式参与和实质参与的有效性通常是相互矛盾的。公民表面上的积极热情的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但是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也许完全不受公民意识的影响，公民参与的有效性最终还是要依靠政府的制度化的程序规则和理性的回应机制。形式上的公民参与是参与结果实质有效性的非必要条件。参与的结果可能并非公众所愿所想，只是公式化与符号化的形式主义，不具有实质有效性的公民参与可能会导致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危机，在心理上使公众产生消极抵触情绪，妨碍政府与公民的交流合作，变相地增加了政府和公民的合作成本。 　　公民参与法治国家建设体现了大众治理的法治理念，西方大多数国家政治精英运用所掌握的知识进行专业化、系统化的立法和决策。在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法律规则大部分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而议会制定的法律规则反而只成了冰山一角。因此可以说，行政机关制定的规则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就是一个需要进行检验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遵守行政机关制定的规则呢？普罗泰戈拉指出：虽然宙斯分给了每个公民不同的技艺，但在政治德性上，每个人所得到的都是一样的，因此，每个公民都应当分享统治权。苏格拉底认为：政治与医术、造船等等一样，同样是一门技艺，因此城邦应当由掌握政治技艺的人来统治。表面上看来，普罗泰戈拉与苏格拉底的观点似乎相对立，但实际上两人所说的“德性”与“技艺”并不是一回事，两者并不发生冲突。近代的代议制民主国家在普罗泰戈拉与苏格拉底之间采取了一个很圆滑的立场：理念上承认公民作为具有同样“政治德性”的主权者地位，但仍将统治规则的具体制定权力交于公民选举出来的少数政治精英。法律规则的制定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不仅需要政治精英的话语权和决定权，而且规则制定的利益相关者的公众在规则制定过程中也都享有话语权和参与权。公民参与表现为政治精英与利益相关者的公众进行利益表达和协商对话的过程，但大多数最终的决定权仍然交由少数政治精英。 　　在意识层面上法律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公民的广泛参与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取得了政府与公民的一致认可。但是，在实践层面上远没有构想的那么美好，公民参与的有效性和民意表达的真实性是备受质疑的，在我国国家立法规则和政府立场的表达过程中，由于国家所处的体制性的强势地位和主观态度上的过于自信，公民参与和民意表达的过程可能会流于表面和形式。最近几年以来，我国各地方政府在立法和决策时都已经开始尝试“听证会”、“讨论会”、“座谈会”等民主方式采纳和吸收民意，公民参与表面上存在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是否真正的起到了反映民意、体现民生还有待进一步证实。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国物价调整领域的听证会大多数是“逢听必长”，公众对于相关部门的内部信息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公众很难作出专业地与明智地判断，结果在“听证会”、“讨论会”、“座谈会”中大多是流于程式化的过场，很难起到应具有作用。并且在多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公民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参与者的话语权最终还是取决于政府的立场主导。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政府立场与公民意愿的对话与沟通的障碍。在某些情况下，公民可能会被剥夺实质上的参与和表达机会，政府可能会一意孤行地实施和执行。形式上的公民参与究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意愿呢？公民参与在法治进程中表现出形式参与与实质参与的断裂。 　　二、公民参与法治国家建设的合理性 　　理性的、有序的公民参与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要求和重要保证。公民参与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民参与遵循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在公开、透明和法治的环境下进行参与，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我国的法治国家建设要求公民理性的、有序的参与公共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