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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探索 　　本文案例启示：“非法占有目的”是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对其准确理解、把握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基础。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同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非法所有”或者“非法占用”，其成立既需排除权利者的意思，也要有利用处分的意思。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探寻应当立足于案件证据，采用司法推定的方式，排除合理怀疑。 　　［基本案情］甲以虚假的房产证向乙借款30万元，约定三个月后归还。到达还款日期后甲因为没有还款而被公诉机关以合同诈骗罪起诉，被告人辩解无非法占有的故意，是因为经营问题无法还款，后甲以合同诈骗罪被定罪。法院的裁判理由认为，行为人客观上以虚假产权证明向他人借款，行为符合刑法第224条规定的“以虚假的产权证明骗取他人财物”，足以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从而构成合同诈骗罪。 　　一、“非法占有目的”之内涵 　　合同诈骗罪属于取得罪，其“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与刑法中的盗窃、诈骗等其他取得罪的表现是一致的。因此，在研究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时，将其置于刑法之“非法占有目的”的大背景下探讨更有利于观察该问题。在刑法理论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主要从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为是否需要“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取得类犯罪的构成要件主观方面的内容，即“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废问题；二是如何理解“非法占有目的”。 　　首先，对是否需要“非法占有目的”作为特定犯罪的构成要件问题，大陆法系国家认识并不一致。有些国家的刑法有明文规定，如德国刑法第242条规定，盗窃罪的行为人必须“意图自己之不法所有”。［1］而在日本，立法者并没有规定取得类等特定犯罪是否需要“非法占有目的”，理论界对“非法占有目的”是否系成立犯罪的主观要件，存在“不要说”和“必要说”。前者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有作为所有者而行动的意思，即要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后者则主张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转移占有的行为即为已足，不要求有不法所有的意图。［2］日本通说认可“必要说”，判例也依此观点，对下列??件进行了处理：为了达到使校长下台的目的而拿走教育诏书并藏匿的事案、出于使拍卖延期而拿走拍卖记录并藏匿的事案等，判例均是以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否定成立盗窃罪。［3 ］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对非法占有目的是否为犯罪成立条件，同样也存在“必要说”和“不要说”观点。“不要说”认为，“必要说”不存在法律根据，因为有些罪名的成立，刑法没有规定非法占有目的，而犯罪成立条件只能由法律明文规定，不能由司法人员或是学者任意解释，另外，“必要说”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区分此罪与彼罪，例如区分盗窃和毁坏财物罪就在于行为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当区分此两种犯罪时，如果不看客观上有无窃取行为、有无占有的转移，而仅仅以行为人内心是否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加以划分是不妥当的。“必要说”则认为，日本等国家虽然没有规定非法占有目的为某种犯罪的主观要件，但德国一些国家有规定，并非无法律依据，此仅为立法技术的问题。同时，盗窃罪与毁坏财物罪相比，后者的危害结果有时甚至重于前者，但刑法对盗窃罪法定刑的规定为何远远重于毁坏财物罪呢？主要原因是前者是利欲犯，危险更大，主观责任更重，应当受到社会更重的非难，这是把非法占有目的作为盗窃等取得罪主观要件的重要理由所在。［4］本文赞同“必要说”，认为“不要说”过度强调对行为客观样态的认定，忽视对主观心理的探索，割裂两者的联系，有客观归责之嫌，因此“必要说”是合理的。 　　其次，何为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目的”？追根溯源，占有本属于民法上的概念，被分为合法占有和非法占有。合法占有指符合法律旨趣之占有，而非法占有则是一种既无法律依据又无合同依据的侵害他人所有权或者占有权的违法行为状态。非法占有包括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善意占有通常指不知情的占有人对他人物的占用，恶意占有则指知情的非法占有。因此，刑法上处罚的“非法占有”肯定不包括民法中“非法占有”之“善意占有”，故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有其独有的含义。从国外来看，日本的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取得型财产犯罪的成立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意图为前提，但对如何理解非法占有的意图则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的意图是指排除财物的权利者而作为自己的所有物的意图或者作为所有权人而处置的意图（排除权利者意思论）；第二种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的意图是指遵从财物的经济用途(或本来用途)进行利用或者处分的意图（利用意思论）；第三种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的意图是指排除财物所有者，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财物，并且遵从其经济用途进行利用或者处分的意图（合并论）。［5］与此类似，我国刑法理论对何为“非法占有为目的”同样也是众说纷纭。其中，最典型的观点认为，非法占有“不是指行为人仅以取得占有权为满足，而是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