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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学视域下《菊子夫人》探究 蝴蝶夫人是流传在西方的亚洲女性形象。这是经由众多艺术作品演绎出来的东方形象，其具体内涵也随着时代背景的不同而发展变换。其基本故事情节是一位亚洲女人与欧美男人之间的婚恋故事：东方女性对白种男性的爱至死不渝；亚洲女性对白种男人雄壮的身体的深深痴迷；西方男性去拯救贫弱无助的亚洲妇女。拨开跨地域异族婚恋的神秘面纱，其故事内核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痴情女与负心汉的故事。然而，西方人痴迷于这类故事，看得津津有味。其中著名的版本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至今仍是世界各大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现实生活中“蝴蝶夫人”仍然是有着亚洲血统的西方妇女的代名词。当然这遭到女权主义者，尤其是亚裔妇女的反对。甚至许多西方人认为，东方女性都同蝴蝶夫人一样，她们是温柔可人的贤妻良母，她们对欧美男人的爱至死不渝。学者孙惠柱将之称为“西方人的蝴蝶夫人情结”[1]。这种情结根深蒂固。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与流传有一个过程，从约翰·卢梭·朗的《蝴蝶夫人》到著名剧作家大卫·贝拉斯科和普契尼的剧作品《蝴蝶夫人》，之后《西贡小姐》和黄哲伦的《蝴蝶君》，蝴蝶夫人最终成为一种符号、意象，一种类型化的存在。 蝴蝶夫人最早源自于法国彼埃尔·洛帝的《菊子夫人》，其中塑造了异国人形象艺伎菊子夫人。比较文学形象学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形象研究，它是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本文试以形象学为理论依据对《菊子夫人》进行分析。针对《菊子夫人》进行研究的研究不多，且大多是介绍性、鉴赏性的研究。也有个别匠心独运的研究。有从形象学解析《菊子夫人》，薛圆媛从他者出发分析异国肖像和异国人，最后指出“洛蒂笔下的日本作为一面镜子，折射出法国人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殖民者的傲慢与偏见。”[2]有的分析《菊子夫人》中菊子夫人的身体观。对形象制作主体的研究[3]已成为当下形象学研究的新趋势，本文除了分析他者外，着重探究形象制作主体，分析其集体想象，分析异国人形象菊子夫人身上注入了哪些自我形象。 一、洛帝笔下的异国人形象艺伎菊子夫人 1887 年，法国人彼埃尔·洛帝（Pierre Loti）发表日记体小说《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emum），这是目前公认的蝴蝶夫人形象的最初版本与原型。作为一名海军军官，这是他创作这部作品得天独厚的条件。19世纪末的日本还是任欧洲列强宰割的弱小国家。作品当中可以看到西方侵略者的自高自大，以及当时日本人在西方白人面前的卑躬屈膝以及畏惧心理。主人公刚踏上日本的领土便对日本人有一番整体的描写：这里的人谦卑恭敬、注重礼节。他们野蛮、蠢笨不堪。体形特点：小。商贩们是难看、俗气、古怪的人一窝蜂一样拥到船上，猴子似的蹲在他们的货物后面，丑态的模样还不忘对我们毕恭毕敬；一群箭猪似的劳动人民人力车夫；寻欢作乐的纨绔子弟有着蠢笨的脸，那油油的女人般的长发盘在头顶；有着猴子似的脸、成人的肌肉的儿童船工。亚洲女性形象从内至外都是物化的，作者用“小假人” “假娃娃”等物化的词语形容她们。整部作品当中的日本女性如主人公所言“我早就认识她啊！在我没涉足日本以前，我早就在日本制造的每把扇子上、每个茶杯上见过她”“她那笨拙的神情，那圆而又小的面庞，那一双如同凿在红白截然分开的双颊上锥孔般的细眼睛。” [4]不仅是外貌特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从内至外都是物化的。她们没有语言，有的只是物化的表达。每逢她们出现，这些从花瓶上走出来的女人都伴随着歌声与琵琶出场，人物与这些物象没有区别。另外，作品对主人公菊子夫人的描述充满官能体验，她们被看作是赏玩的对象。文中的她，一会儿像是被晨光惊醒的蝴蝶，一会儿是珍奇受惊的飞蛾。除了女主人公之外，唯一描写较多的女性房东太太是一个烟袋不离身，曾经组织卖淫的老女人。 菊子夫人是这类物化形象中的一个。对于男主人公法国海军军官来说，她不过是他异域猎艳对象中的一个。文章一开始交代他很知道百花馆”“那些提供变相卖淫的场所，身边很多从日本回来的人都向他介绍这个地方。可见自我眼里的他者日本是性自由的伊甸园。等抵达长崎后，男主人公立刻乘人力车赶往百花馆，从加五能手里以一个月四十日元的契约价格”娶”来了菊子，这个十八岁江户名艺妓的女儿，在“我”看来，与“我”之前的期待相差甚远，不是很满意。这个从乡下来的姑娘在“我”这个猎奇无数的水手面前无疑少了些情趣。“我”感觉她就是被“我”玩弄的假娃娃跳舞狗，连吃东西的样子都让人看不过眼。但“我”还是尽力从她身上找寻爱情与激情，毕竟她是梦寐以求的神秘的东方女性。在男主人公眼里她们有着独特的插花艺术、独特的睡姿。有一次菊子午睡，“我”看着菊子午睡的样子浮想联翩：她俯卧在那里，睡袍的下摆很长，如同鸟儿的尾巴，加长了她婀娜的身子。她的胳膊伸向两边，袖子像翅膀似的展开。躺在一边的是她的长琵琶。如同死去的仙子，更像是一只蓝色大蜻蜓落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