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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移风易俗政策与实践 　　摘要：随着新政权在城市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故鼎新，其中一项重要的政策是移风易俗，荡涤娼妓、烟毒、乞丐等旧社会污泥浊水。这项工作的开展，对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弊风陋习，净化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起了很大作用，使整个城市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关键词：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移风易俗；北京市 　　[中图分类号]D4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8-0053-08 　　和以往的政权更迭不同，新中国的诞生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它不仅仅在社会管理层面，而且力图在经济、文化、日常生活方式上，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依照理想的模式进行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因此，随着新政权在城市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故鼎新，其中一项重要的政策是移风易俗，荡涤娼妓、烟毒、乞丐等旧社会污泥浊水。这项工作的开展，对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弊风陋习，净化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起了很大作用，使整个城市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因此能否有效地取缔和治理娼妓、烟毒、乞丐等旧社会弊风陋习，是北平（京）市委、市政府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北平和平解放后，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采取了多项社会改革措施，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娼妓、烟毒、乞丐等污泥浊水，从而净化了北京的社会环境，推动了北京市崭新社会风貌的形成。 　　一、废除娼妓制度 　　妓院是几千年私有制社会遗留下来的污垢，也是残害妇女的人间地狱。新中国成立伊始，为解救妇女出苦海，保护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净化社会风气，党和人民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封了妓院。从此，娼妓制度在北平（京）被彻底废除。 　　1.对妓院采取限制措施 　　北平的妓院在明清就已经有了规模，挂牌营业之明娼、妓院主要分布在前门外八大胡同：即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的由西往东的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等地。北平的妓院分为四等。一等妓院，又称“一等小班”或“一等清吟小班”、“大地方”、“大胡同”。所谓“清吟”是指妓女都为苏州、扬州或杭州人，年轻漂亮、清秀可人，她们自小就学习笙管丝弦或书画。一等小班一般设在整齐的四合院内，妓女有贴身女佣，嫖客都为军政人员、士绅、大商人、黄金掮客。这里是他们玩的地方，也是他们做事的地方，卖官买官、贪污受贿、投靠敌伪、挑拨内战。二等妓院称为“中地方”，或叫“茶室”。设置比一等妓院差一点，但并不是很明显，差别明显的是妓女。二等妓院的妓女大都来自一等妓院中“人老珠黄”的妓女，嫖客都为地主、商贾、浪荡公子等有钱人。三等妓院叫“下处”，妓女年纪都比较大，或者年纪轻但长得不漂亮。妓院的房子简陋，嫖客主要是一些小商人、店员、在京做买卖的生意人等。四等妓院是妓院的底层，是最昏暗杂乱的地方，就是破屋子寒窑脏土坑而已，俗称“老妈堂”、“窑子”、“土娼”。这里的妓女年龄较大、长相不好，嫖客也是些挣钱不多的体力劳动者，如三轮车夫、脚夫、短工等。[1](P373-74) 　　据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布尔（S.D.Gamble）调查，当时世界八大都市中，公娼人数与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以北京、上海为最高。到40年代初，北平各等级的妓院总数达到了2263家，从业人数达到2597人。至1949年解放前，北平的妓院数尽管有所下降，但依然有273家，妓女1268人。根据公安局在封闭妓院前的调查统计，北京的妓女大部分来自江苏、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东北等地。绝大部分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有的自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等地妓院迁移来北京，有的自幼被拐骗、出卖，连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家乡都全然不知，被迫当了妓女。少数是由于被遗弃或因家庭所迫等原因从妓的。[1](P74)妓女们受到老板、领家的剥削压迫，在妓院中过着人间地狱的生活。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彭真等在对北京市的明察暗访中，深感娼妓制度存在的危害。毛泽东曾急电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新中国绝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罗瑞卿回答：“主席，我马上考虑把北京的妓院全部关掉！”[2](P46-47) 　　北平解放后，在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北平市人民政府在肃特和消灭社会混乱现象、安定革命秩序的同时，即将妓院列入特行管理，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限制措施。1949年3月，北平市人民政府对妓院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一、妓院必须备有留宿住客登记薄，详细记载住客的情况，包括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每日22时前将登记薄送当地派出所备核。二、凡有身着便衣而持枪游娼者，不得使其逃脱，必须迅速秘密报告。三、遇携带火药、军装、通迅器材而留宿者，要报告当地公安派出所，并不准代其存放。四、凡有私行召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