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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继与变革民国时期上海徽州茶商近代转型历史考察 　　摘要：近代以来上海社会经济发生急剧变化，原有的社会秩序难以为继，迫使社会群体做出必要的回应，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徽州茶商在上海的活动因徽茶出口而兴，形成了服务出口兼内销的经营特点。容身于急速发展变迁中的上海社会，徽州茶商开始逐渐从传统延续的经营模式向近代经营模式转变，转变的同时传统因素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与近代因素交互为用成就了徽州茶商。上海茶叶市场上颇具规模的徽州茶商的继续发展，印证了这次转变的成效。 　　关键词：徽州茶商；近代化；生产经营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2）04-0087-07 　　一、引言 　　徽州茶商是徽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国内对徽州茶商的研究始于1985年。吴仁安和唐力行首先对明清徽州茶商的活动区域、经营特色及衰落原因进行了探讨。???们认为徽州茶商的成功在于商业道德和商业技能，其衰落在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1995年，江怡桐利用歙县芳坑江氏茶商文书资料介绍了清末民初江氏家族贩茶广州的行商路线、茶业资金的运作及洋庄茶业的制作技术，堪称清末民初徽州茶商家庭的兴衰简史。1996年，张朝胜借助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展现了民国时期旅沪徽州茶商总体面貌，并选择典型个案介绍了上海徽州茶商的具体经营隋况，而且以旅沪徽州茶商为例论述了徽商衰落问题。1998年周晓光和周语玲探讨了近代世界市场格局对徽州茶商的影响，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是近代徽州茶商的经营兴盛与衰落的双重原因。2000年，周晓光对清代徽商的茶业经营依照盛衰趋势做了分期，并认为徽商茶业经营活动的季节性导致徽州茶商分季节多种产业兼营的特点。总体而言，相关研究多集中对传统时期茶商的考察，对近代转型期徽州茶商的研究尚不多见，而以近代上海为区域的茶商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上海位处中国近代化变迁的最前沿，同时上海又是典型的移民社会，通过上海徽州茶商经营模式转变的考察，可窥见近代转型期徽商这一传统商帮的发展轨迹，亦可探讨近代变迁对传统商帮发展的影响以及群体的自我调适能力。本文就此问题做一尝试性研究，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二、上海徽州茶商的传统经营活动 　　茶业是徽州商帮形成以来最重要的商业活动之一，近人陈去病在《伍石脂》中说：“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推举茶叶贸易是徽商的四大经营项目之一。近人许承尧在《歙事闲谈》中也指出“歙之巨业，商盐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徽州茶商足迹遍布宇内，在徽茶出徽的数条商路中，有一条就是专门通向上海的，上海是徽州茶商趋之若鹜的重要区域。徽州茶商经营茶叶的方式，主要是收购廉价的徽州本地名茶，长途贩运到各地销售。“徽州产茶叶，在明清之际已驰誉苏松。徽州茶叶不但受到上海消费者的欢迎，而且还在上海装上沙船，运往北方销售。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前，徽州茶商在上海已颇为得势。” 　　鸦片战争后短短几年，上海一跃而起，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外贸港口和茶埠，长期占据中国各茶埠茶叶出口量首位。徽州茶商也迎来了一次中兴。同治年间，洋庄茶盛行时，经营洋庄的徽州茶叶商，资本额较大者，上海有洪永原等七八家，营业一时颇为发达。有数家资本额还曾达四五万两，其余亦在数千两。随着中外贸易形势的发展，徽州茶商开始致力于茶叶的外销活动。由内销为主到外销为主的转变，始于道光中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加速了其进程。 　　徽州歙县芳坑江氏茶商可谓是主营外销茶的代表，参与到茶叶的收购、加工、运输等各个领域，形成了自己的专门经营途径。他们在产茶地开设茶号，就地采购茶叶，经加工制作后，运往商埠售给西商，转售外洋。太平天国战争导致入粤路线受阻，江氏茶商于是把茶叶转至上海销售，即因西商压价收茶，甚至无利可图，家道中落。至江明恒时从茶叶佣工成为谦顺安茶栈和徽州茶商的中间人，积累了资金，并重开茶号，以经营洋庄茶为主。徽州茶商将外销茶运至上海后，一般通过茶栈卖给洋商。一些财力雄厚的徽州茶商往往自己也开设茶栈，直接同洋行交易。江明恒的《勤写免问》札记记录了光绪时上海有谦顺安、新隆泰、森盛恒、洪昌隆、洪源永、天宝祥、万和隆、溶安、谦慎安、江裕昌等10家茶栈。其中我们依据现有资料可以确定洪源永为徽州人开办。茶叶经营活动多呈季节性，以江氏为例，即使江明恒之类的茶商大贾，在上海的经营活动也不过一个月的时间。由此我们推测“洋庄”茶兴盛以后，徽州茶商虽十之八九专营外销，但是驻沪经营者仍是少数，基本上是在茶季收茶到上海脱售后即回徽州。 　　徽州茶商中也不乏常驻上海的坐贾，胡适先生的家族就是一例。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在《铁花自编年谱》中曾说：“余家世以贩茶为业，先曾祖考创开万和字号茶铺于江苏川沙厅城内，自为经理，借以资生……每岁之春必归里采办各山春茶，故先伯父岁业儒，而持筹握算，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