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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赛》与近现代叙述 　　摘 要： 《奥德赛》与近现代叙述之间的差别并非如法国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托多罗夫所称的那样，在于叙述取决于开头还是结尾，以及叙述中有无意外存在；《奥德赛》的独特之处在于游吟诗人的“绝对叙述”，神的权威话语，以及叙述者的绝对诚实。 　　关键词： 《奥德赛》叙述 侦探故事 预言 　　 　　法国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茨维·托多罗夫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界占有重要地位。他于1971年出版的《散文诗学》搜集了有关结构主义叙述学的十几篇论文。其中第二篇《原初的记叙：〈奥德赛〉》批判了关于原初记叙的传统美学思想，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这部史诗进行了分析。托多罗夫的分析针对的是“话语”，即人物所说的话，他把话语分成两类：行动话语与叙述话语，又重点分析了《奥德赛》中大量出现的“假话”，奥德修斯关于自己冒险经历的多次叙述和贯穿史诗始末的各种“预言”。托多罗夫认为，奥德修斯的叙述形成一系列变化，他所讲述的内容随着叙述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听众是谁，他自己的穿扮怎样，决定了他所说的会是个怎样的故事，他的叙述取决于结尾，取决于终点，这与近代的叙述截然相反，“近代叙事作品中，唯一恒定不变的因素是故事开篇，而不是终篇”。［1］P32此外，《奥德赛》中大量的预言也使它与后来的叙述产生根本的不同，意外在《奥德赛》中是不存在的，预言提前把未来的事情告诉了我们，而“在后者中，意外之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们都是在悬念下指引阅读”。［1］P35 　　《奥德赛》这篇最初的记叙与后来的，尤其是近现代的记叙确实存在很多差异，它的独特之处不容置疑，但我认为，托多罗夫在文中提到的这两处差别却有待商榷。下面就以现代侦探故事为例来逐一论述。 　　侦探故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先出现一件疑案，随后侦探进行调查，最后真相大白；第二类罪犯先策划阴谋，随后在实施的过程中与侦探展开较量，最后一分高下；第三类是前面两类的混合。在第一类侦探故事中，侦探必须调查取证，因此会出现许多“证词”，也就是托多罗夫所说的“叙述话语”，在这些叙述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假话”，包??罪犯的假话和某些证人的假话。按照托多罗夫的分析，假话应该既属于叙述又属于行动，因为说假话不只是讲述而已，它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即掩盖真相。以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为例。这部电影是根据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筱竹丛林》改编的，它虽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侦探故事，而是对人性富有哲理的思考，但深刻的思考来源于一个普通的侦探故事。电影开头，一个和尚和一个樵夫在一座名叫“罗生门”的破庙里躲雨，接着跑来第三个人。和尚和樵夫刚刚到衙门作了证回来，因为树林里发生了一起凶案，一名武士被杀。第三人对此不知情，樵夫就把衙门里的情景说给他听。在衙门，先是樵夫、和尚和捕快作为证人分别讲述了他们见到的情况，随后强盗、女人，以及武士的鬼魂作为当事人也分别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强盗是杀死武士的凶手，女人是武士的妻子，他们三人对同一件事的叙述大相径庭。强盗说，他在树林里看到武士和女人经过，决定把女人抢过来。他把武士打败绑在树上，并抓住女人，结果女人主动投怀送抱，随后女人要两人决斗，杀死一个以保全她的名誉。最后武士被杀。而女人则说，强盗迫使她屈服之后就离开了，痛哭的女人发现武士因此对她十分憎恶，她给武士松绑，请他杀死自己，但武士不理不睬，她昏了过去，醒来发现武士已死。武士的鬼魂通过作法的巫婆说出了下面的话：强盗强暴女人之后，劝女人嫁给自己，女人表示愿意，但要强盗先杀死武士，强盗一听，把女人推倒踩在脚下，女人乘他不备跑了，强盗给武士松绑以后也走了，武士自杀。这三人的叙述中有一些共同的内容：强盗与女人之间发生了性关系，武士死了。这就是叙述的到达之处，是已经确定的因素，在这些确定因素之前的内容，则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影片中每个人为维护自己，都在叙述中加进了一部分“假话”，他们的叙述和奥德修斯的叙述一样，都以“我—这里—现在”结尾，只不过在奥德修斯的叙述中，造成差异的变量是“这里—现在”，而在这三个人的叙述中，则是“我”。那么，在现代侦探故事中能不能找到变量也是“这里—现在”的叙述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罗生门》中樵夫的两段叙述。樵夫在衙门是这样说的：三天前，他去树林砍柴，走着走着，他看到一顶女帽，一顶被踩过的武士帽，一根很滑稽的绳子，然后他发现一具死尸，便跑去报了官。但在躲雨的第三人面前，他承认看到了凶案的全过程，并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的这段叙述，可以被看做是“供参照的叙述”。那么樵夫对同一事件为什么会有两次完全不同的叙述呢？原因就在于他偷偷拿走了凶案现场一把十分值钱的匕首，如果他对官府说了实话，匕首很可能会被追回，而在躲雨的第三人面前，就没这么大风险，虽然第三人猜到他拿了匕首，但也不能逼他交出来。在这个例子中，樵夫和奥德修斯一样，在不同的地点，面对不同的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