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有属于自己诺贝尔文学奖.docVIP

严歌苓我有属于自己诺贝尔文学奖 　　“对我来说，就是我每创作出一段精彩的文字，我认为是超越了我的，就是喝大了，喝高了，或者说是high了，我飘起来了那种感觉，就是我得了诺贝尔奖了，这就是我盛大的节日，这就是我的奖。” 　　见识过大川大河、高原冰峰；目睹过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扭曲；近距离观察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传奇的人生造就了传奇的人物。从展示中西文化魅力的《扶桑》，到细腻暖人的《小姨多鹤》，严歌苓展现了“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的多变文风。 　　10月13日下午，武汉大学人文馆厅人满为患，过道里挤得水泄不通，从下午2点钟起，大批学生涌进报告厅，为了一睹女性作家严歌苓的芳容，其实讲座是晚上7点钟开始。 　　近五个小时的热切等待，晚上7点20分，严歌苓在众老师的陪伴下，款款的走进了武大人文馆厅。她一袭灰色的丝绸装，缱绻的发丝微微拢起，50多岁的她脸色红润，身材窈窕，气场巨大。 　　喜欢“干得起蠢事的年龄” 　　严歌苓的影响力不言而喻。她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是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是中国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度广泛的作家。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等。她陆续写出了《一个女人的史诗》、《扶桑》、《小姨多鹤》，《扶桑》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人寰》获台湾中国时报“百万长篇小说奖”以及上海文学奖等，成为华裔当红女作家。 　　严歌苓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精彩程度并不亚于她笔下的小说。1957年，严歌苓出生在上海，后来跟随父亲一起回安徽老家，因父母的离异，她的整个童年显得郁郁寡欢，也比同龄人成熟得更早一些，脆弱的内心更加敏感。12岁的时候，严歌苓如愿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15岁时，她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军官，开始自己青涩的早恋，可惜这场人生最懵懂的感情却击碎了她对爱情的幻想，年轻的军官做了爱情的“逃兵”，整个青春岁月，严歌苓笼罩在这段爱情后遗症里不能自拔，在承受了爱情的背叛与人性的复杂之后，她开始在艺术创作中遗忘自己，发泄自己的情绪，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成功。 　　讲座现场，严歌苓说，“我宁可把我现在所有的一切还给上帝，换回像你们一样的青春，因为我干过很多蠢事，在你们这个年龄。一个干得起蠢事的年龄是值得人羡慕的，我现在干不起蠢事，再干蠢事就来不及挽救了。连自己写什么东西，就得好好的斟酌，如果写得不好，就会失掉一批读者，因此会患得患失。” 　　严歌苓表现出了对韶华易逝的叹息，同时鼓励年轻的大学生。“每个人年轻的时候干的蠢事，这些蠢事会有一个创伤性的记忆，如果有创作基因，都可能成为作家。” 　　20岁的时候，她自告奋勇担任自卫反击战记者，一个星期的战地生活深深的触动了她，看到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年轻士兵，瞬间失去生命或是终身残疾，这些场景让她一下子成熟了。回到成都以后，她不再跳舞了，而是开始文学创作，在文字中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最开始只是写诗歌和散文，直到第一部长篇小说《绿血》在《昆仑》杂志上发表。 　　在小说中做最真实的自己 　　谈到文学创作，严歌苓一直在强调“虚构”这个词，强调了它的重要性，她说只有躲在虚构的背后，她才是真实的，才能展现自己的思考和思想，进行最尖锐的追问。因此她放弃了散文和杂文的创作，她发现在这些文体中，她是不诚实的，偏离了自己的初衷。而小说，却能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思维和情感，通过人物讲自己想说的话，表达自己真实的内心。在小说里，严歌苓才可以毫无顾忌的做最真实的自己，那才是自己想要的最好的文学创作。 　　形象是强过于语言的。声光交错的刺激，加之电影的立体影像，这是大家喜欢看电影的原因。“形象思维是虚构的基础”。严歌苓谈到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纳博科夫在当初并不是先虚构了一个故事，再去创造人物，而是一天在公园的长椅上，看到远处走来一个身着和服穿着溜冰鞋的12岁少女，迈着木屐小步，摇摇晃晃的从身边走过，少女曼妙的身姿与和青春张力让他怦然心动。这对一个成熟的男人来说，是一片黑暗的诗意。之后，他才开始将自己所要讲的一切，也就是一个中年男子对一个少女不伦之爱，包括人性的复杂黑暗，社会的挤压排斥，一切灵魂的无奈和堕落，如此种种，全部通过“洛丽塔”这个形象表现出来。 　　说到纳博科夫时，严歌苓难掩心中对这位作家的爱慕与崇敬，她讲得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她对偶像的热情和投入让全场每一个人动容。在谈到自己的作品《第九个寡妇》，严歌苓说王葡萄最初的创作原型是来自前夫的祖母，祖母小时候在门缝里见证了铁马铮铮的战争，见证了历史王朝的变换，因此在后来的人生中，祖母一直见怪不惊，活得从容淡定，有大地之母的感觉。“从一个普通女人眼中，看世事变幻，这比直接描写战争的残酷来得更有力量。” 　　《少女小渔》中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