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变革中“混混”.docVIP

乡村社会变革中“混混” 　　熟人社会中的“混混”在《乡村江湖》 一书中，陈柏峰通过考察最近30年乡村“混混”这个特殊群体在乡村社会中兴衰更替的过程，来回答中国社会变迁的大问题。在作者的笔下，混混从一群不安分的热血小青年，蜕变成为乡村市场、基层社会中的“超级势力”，从好抱打不平、替人出头，保护乡邻的“好混混”，蜕变成认钱不认人的“家门口的陌生人”，从以无所事事、打架斗殴为乐的游兵散勇的“二流子”，蜕变成为具有组织性、等级性的利益团伙。一步步脱嵌于乡土熟人社会的“混混”，游离在国家法律与乡土社会之间，混迹于基层市场中，以谋取利益为目的，形成了一种既与乡土社会不同，也与现代市民社会不同的社会形态，即“乡村江湖”社会。 作者的巧妙之处在于，他在“混混”这个社会边缘群体中“管窥蠡测”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描述了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温情脉脉的理想形态，可称其为中国社会的“阳面”。其实，在费老所描述的充满人情味，怡然自得的乡村生活中，还包含了冲突、焦虑、龌龊的另一面，笔者将其称之为乡村社会的“阴面”。如果说乡村社会的“阳面”给我们呈现了一幅乡民人情、理性、知礼、谦和的面貌，那么隐藏在其乐融融的乡民生活背后的则是利益纷争、暴力、屈辱、冲突的情态。在“阳面”中，大家是亲戚，是邻居，生活生产要帮忙扶持，相互之间有期待、信任和责任；在“阴面”中，相互之间为鸡毛蒜皮、田边地角等事情而纠纷、对骂、打架，最后通过乡村权威人物的调解而达到和解。乡村生活的“阳面”与“阴面”是乡村社会面貌的一体两面，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乡民生活的完整过程。 在传统社会中，“阳面”是乡村生活的常态，生活于其中的乡民们不仅能够获得物质层面的满足，还能够获得安全保障，他们年复一年地辛勤劳动，养家糊口，传宗接代，在重复简单缓慢的生活节奏中，完成生命过程，并获得生命的意义。乡村生活的“阴面”是次要的一面，是非常态的，在经历冲突和紧张之后，还要重新恢复乡村社会的平静。实际上，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也存在着类似于“混混”的人，他们不甘心务农，但又没有其他的谋生出路，就变成了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在传统的乡土生活中，这样的人被村民所唾弃，他们上不得台面，他们的行为方式违背主流的社会规范，是社会的排泄产物。在对这类不符合主流规范的“二流子”式人物的制裁和边缘化的过程中，传统的乡土社会秩序被再生产出来。 自1980年代以来，“混混”像是从“潘多拉之盒”中逃逸出来的“魔鬼”，他们一步步壮大，而且最终改变了乡土社会的秩序。“混混”全体的蜕变历程，就是乡土熟人社会性质一步步衰落的过程，或者反过来说，乡土社会秩序的变迁导致了“混混”的一步步崛起。在《乡村江湖》中，作者并没有从发生学角度刻意区分到底是“混混”推动了“乡土熟人社会”的变迁，还是维持传统社会秩序力量的式微导致了“混混”的崛起。毋宁说，“混混”的崛起与乡土熟人社会的衰败，都是整个中国社会性质变化的一部分罢了。 在作者看来，最近30年来，“混混”是一步步走向乡村社会前台的，乡村江湖以199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1980年代，乡村江湖中洋溢着畸形英雄主义的气息，争勇斗狠、爱慕虚名是那个阶段的特征。1980年初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包括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既带来了基层社会的活力，也表现出了转型时期中的焦躁不安，在今天看来，那一群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所表现出的荒诞不经的行为，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实施，将那些年轻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少数敢于闯荡的人以及商品市场的逐步开放，外界新鲜文化通过电影、收音机、录音机，被带到曾经封闭的乡村社会，刺激着这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青春的好动结合着社会的焦躁情绪，演变成为乡村“混混”这个特殊的群体。这个时期，乡村江湖的危害较小，整个群体表现出漫无目的、游兵散勇的特征。 到了1990年代以后，那些少数没有随着成家立业、娶妻生子退出江湖的“混混”们，抓住了市场经济普遍兴起所提供的机遇，凭借着早期在乡村社会留下的“狠”名声，垄断了基层市场中的一些生意，比如包工程、开窑厂、开酒店、搞运输等，捞得了第一桶金。随后，他们退出了“乡村江湖”的前台，由一帮更年轻的“小弟”们充当他们的“打手”，而他们自己摇身一变，开始变成一个生意人。此后，早期乡村江湖的英雄主义色彩减弱，实用主义色彩增强，做“混混”是为了赚钱而非“取乐”，“混混”之间的争斗是为了争夺利益而非虚名，乡村江湖内部出现了等级化、网络化，以及城乡一体化的组织特征。而处在乡村江湖顶级的，则是1980年代留下并发迹的“混混”，在乡村江湖的末端，是一群群从学校里辍学的十几岁的孩子。这时的“混混”从边缘群体，逐步变成有钱有势的群体，而乡村江湖也从边缘的、离散的状态，逐步整合成为乡村社会中的主导力量，甚至危害到了整个乡村社会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