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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鉴定评级与甄别标准 　　书画鉴定是对古代或近现代书法、绘画作品在创作年代、作者归属、真伪优劣及价值评估等方面进行的鉴别与评定。书画类文物的鉴定对象主要是以纸、绢、绫为书写和描绘材料的传世艺术品，装裱形式有立轴、手卷、册页、扇面、镜心等。从广义范围上讲也包括一些特殊意义上的书迹和画迹的鉴别，如信札、经卷文书、敕诰、水陆画、地域图等；书画鉴定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工作、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及学习过程，其中不仅包括对书画作品，特别是历代真迹原作的大量接触、感性认识、更要掌握书画的历史发展脉络和不同时代书画风格的变迁，甚至是对文献的研读，以汲取前人的正确观点；书画鉴定的核心是对书画作品本身时代风格、艺术水平的鉴别，创作者归属的判断，其次才是书画鉴定的辅助依据包括款识、印章、题跋、纸绢材料、装潢等等，它们是书画作品本身的外围材料，对鉴定具有辅助作用；书画鉴定的目的，主要是为美术史学、博物馆学的研究服务。美术史不单是关于美术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更是美术作品流传的历史，比起文字记载来，美术作品是更直观、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我国书画收藏及鉴定的历史非常久远，鉴定是与收藏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最早对卷轴画的收藏，可远推到魏晋时期，此后，书画著录、笔记之类的书层出不穷。虽然没有正式命名为鉴定学之类，但其中包含了鉴定知识在内，只是还不成系统。如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就有一章“论鉴识、收藏、购求、观赏”，谈到通过服饰、建筑来鉴定书画年代的方法。自隋唐以降，历代许多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始终保持着对书画收藏及鉴别的兴趣、爱好，鼎力扶持或学术著述。其中以兴趣爱好著称的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对“二王”书迹的孜孜追求，甚至痴迷到不惜以王羲之《兰亭序》真迹作为自己的陪葬品；对书画收藏与评定鼎力扶持者莫过于宋徽宗赵佶，他自己不仅从事书画方面的创作，更致力于支持皇家艺术的收藏与创作，如成立完整周密的画院制度，称翰林图画院，丰富宫廷收藏并主持修订《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等；至于书画方面的学术著述更是多如牛毛，书???收藏大致可以划分为皇室和私人两部分，对收藏或过目的作品作详细记录面形成的书籍称为著录书。著录书不仅反映出当时的收藏情况，也体现了鉴定成果与水平，是书画鉴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私人编撰的著录书较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宋·米芾的《书史》和《画史》，元·周密的《云烟过眼录》，明·文嘉的《钤山堂书画记》、张丑的《清河书画舫》，清·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安歧的《墨缘汇观》等。这些著录书不仅是对书画藏品最为详尽的记录，而且也是当时和其后鉴定家可资比勘、考证的文献。皇室编纂的著录书除了宋徽宗编著之外，还有清乾隆年间开始陆续编辑的《石渠宝笈》(初、二、三编)。一、从全国书画鉴定组谈起 　　由于书法、绘画艺术经过长期积淀，历代书画家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不少既是精湛的艺术品，又是珍贵的文物，十分珍贵。但是，作为书画主要载体的绢和纸的寿命是有限的，不可避免地会老化或开裂，特别是古书画在流传过程中还经常受到战争、自然灾害或人为因素等其他不可抗力的侵袭，致使这些珍贵的书画艺术百不传一。而千余年来，因为追逐各种利益，各个时代也伪造了许多赝品，其中不少也留存到今天，所以在传世的书画实物中，必然存在着鱼龙混杂，真伪杂糅的情况。如果书画辨伪的问题解决得不好，对个人而言可能仅仅意味着判断失误或经济损失，是小事，但如果对诸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保所或高校而言，则涉及到保护文物、教育教学、服务社会等问题了，是大事。如果国家单位的工作人员不熟悉书画鉴定工作，遇到古旧书画，其真伪、优劣不辨，鱼目混珠，一来可能使至宝变为废纸，殊觉可惜，二来不能为书画史增添新的实物材料，失去了文物应有的价值，三来只知收藏而不知鉴别，为有识者所笑。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成立过由谢稚柳、张珩和韩慎先组成的三人鉴定组，但不久韩慎先和张珩相继去世，鉴定工作中止。到了80年代初，由谢稚柳直接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写信，从而催生了鉴定组的再次成立。1983年8月3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立大会。这个小组由7人组成，谢稚柳任组长，启功任副组长，组员有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鉴定工作始于北京，首先看存放于故宫的“文革”抄家书画。其后以故宫博物院为重，余下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荣宝斋等等，故仅首都一地就工作了两个春秋。1985年3月，鉴定组移师江南，首站上海，而素以可与故宫匹敌的上海博物馆又是鉴定重镇。上海工作三期至1986年6月，鉴定组又赴沪宁沿线的苏州、常熟、无锡、扬州、镇江、常州直至省会城市南京。1987年3月，至浙江省、安徽省包括众多县市博物馆、文管所鉴定，仅苏浙皖等地的工作也有两年之久；1987年9月，鉴定组至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