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艺术形成“催化剂”中西音乐并存近现代江南文化环境.docVIP

二胡艺术形成“催化剂”中西音乐并存近现代江南文化环境 　　【摘要】本文从文化学的视角，通过探寻刘天华与其成长的江南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发现正是中西音乐并存的近现代江南文化环境促使刘天华学贯中西，并立志革新国乐，从而推动了二胡艺术的形成。 　　【关键词】 二胡；江南；外因在20世纪20年代刘天华将二胡搬上独奏舞台从而形成二胡艺术之前，二胡一直是在江南（指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的长江三角洲流域）流行的民间乐器。由于江南地区所在地理位置和地理特征等方面具备的优越性，自明清以来，在江南商品经济的带动下，江南市镇的兴起和商业贸易、文化教育事业、民俗活动、各种音乐艺术品种等等的繁荣，为二胡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至民国初年，江南民间二胡不仅具备了宽阔的音域、良好的乐器音质音色，而且也具有丰富的左右手演奏技法，这是同时代的其它胡琴类弓弦乐器无法比拟的，它为二胡艺术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新事物的产生往往是内因与外因合力的结果，如果说江南社会在明清以来的各种文化因素是导致二胡艺术形成的内因，那么，到了近代，当中国社会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逼下，引起从军事、政治、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的沧桑巨变时，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也引发中国音乐人士的国乐革新之思，这成为了二胡艺术形成的外部诱因。 　　在二胡艺术形成的20世纪初，江南地区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是西学东渐的最前沿，因而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及音乐文化变革转型的先行、枢纽地区，是中西文化共存之所在。中西音乐文化长期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并存，为彼此的碰撞、交流提供了机会，音乐文化变迁成为一种必然。文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离开了人，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或是个人内心在接受了他种类型文化后在文化观念上的排斥与认同，因此，文化的变迁是人在文化观念上的变迁，文化变迁由人来完成。具有西方专业音乐创作理念和技法的现代二胡独奏艺术就是在中西音乐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变迁出来的“一条新路”。引领这一文化变迁的人正是刘???华。刘天华之所以能引领这一文化变迁，与他成长和生活的江南地区正处于中西音乐文化并存的时代是分不开的。中西音乐文化并存使他得以接触和学习中西两种音乐文化，强势的西方音乐文化的不断刺激引起刘天华在音乐文化观念上的嬗变，从而催生了现代二胡独奏艺术。所以说，中西音乐并存的江南文化环境是二胡艺术形成的“催化剂”。 　　一、中西音乐并存的近现代江南文化环境促使刘天华学贯中西 　　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逐渐被国人所接受，而西学东渐的第一站就是江南重镇——上海。早在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曾将西学第一次传到中国，中国知识分子中就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人徐光启、杭州人李之藻为首的“西学派”。此后，江南人由于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成了西学的主要传播群体。上海作为西学的传播中心，对二胡艺术形成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上海地处中国沿海航线的中心点，是中国最大河流长江的出海口，北可通过东海或运河连通黄河地区，交通十分便利。并有中国经济最富庶、文化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作它的贴身腹地。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条件把上海推向中国近代化的最前沿。1842年在南京江面上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随着对外的开放和外贸的扩大，江南的商品经济开始融入到国际市场之中，如棉纺织业这种制作工序比较简单的行业就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冲击。洋纱洋布价格十分便宜，致使土布日益被排挤，苏南地区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已成普遍现象，“而土布之销数日绌，小民生计维艰”[1]7。为了谋求生计，江南农村大批的劳动力涌入上海，各地的商帮也纷纷涌入上海经商。上海在中西经济的共同作用下很快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同时，由于江南各地传统手工业的破产，在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带动下，江南各地出现起了一批新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从而增强了上海与江南各地的商品流通。正是这种商品流通以及往返于上海与江南各地的商人、民工所携带的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的信息，促使上海与江南各地联系更加紧密，形成一个以上海为龙头的经济、文化整体。所以，1912年，当刘天华在读的常州府中学堂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停课时，刘半农、刘天华两兄弟也融入到前往上海打工的潮流当中，刘天华才有机会在上海的“开明剧社”广泛接触和学习西洋音乐。 　　对于西方音乐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入，诸多学者认为主要通过基督教会的宗教歌咏、新式军乐队的建立和学堂乐歌这三个途径[2]17。在这三个方面，江南地区比同时代的中国其它地区更为普遍和深入。西方教会学校具有西方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中的文史哲、数理化以及音乐、体育、美术等多学科综合教育功能。这类学校大都面向社会，接纳非教徒子女入学，因而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影响是很深的。据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