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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政治中心东移对郑州经济影响 　　【摘要】郑州是我国中原城市群的主要城市和全国综合交通枢纽。然而，随着郑州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城市承载力不够，首位度较低，城市扩张和城市结构优化逐渐成为解决“城市病”的有效路径选择。而政治中心的东移从微观上看，有利于扩大城市规模，缓解郑州市区人口拥挤和交通拥堵问题，提高城市生活质量；从中观上看，有利于促进“郑汴一体化”建设；从宏观上看，有利于推进以“郑汴一体化”为切入点的中原城市群建设。 　　【关键词】政治中心；东移 　　其实在十年前郑州已经确立“北移东扩”的发展战略，而近十年郑州迅速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北移东扩”的发展战略是科学的。但在城市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必须兼顾城市发展的质量，优化城市发展环境，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针对郑州城市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郑州应以“中原经济区”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中原城市群建设，提高郑州作为省会城市的首位度，增强其辐射带动力、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力。而在以郑州为中心的涵盖九大城市的中原城市群中，开封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其与郑州的地理距离最近，历史渊源最深，而且开封作为一个文化旅游和休闲娱乐圣地，郑州作为一个商业大都市，两地的城市功能互补性较强。基于此，政治中心东移有利于以“郑汴一体化”为切入点的整个中原城市群建设，有利于在提高郑州城市承载力和首位度的同时，也能够提升其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同时，政治中心东移也是顺应城市扩张的需要。在我国，行政中心往往能带动周边城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政府主导型经济中，高级别行政机构的落户有利于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集聚，从而带来与此相关的商贸服务、现代物流、信息产业、房地产、住宿餐饮以及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金融、信息机构的纷纷入驻。这样一来，有利于扩大城市核心区的规模，盘活东区经济，也有利于提高当地的城市化水平，带动广大腹地与国际接轨。 　　此外，政治中心东移也是郑州城市结构优化的现实需要。郑州以往的城市结构??团状布局，这不仅不利于区域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且易造成人口拥挤和交通拥堵等诸多问题，降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当前，即便郑州积极规划建造道路、桥梁、停车场、人行道、立交桥等，但交通拥堵问题作为郑州长期以来的发展弊病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甚至影响到了其城市形象和对外发展环境。而政治中心东移在打造都市核心区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疏导了郑州中心城区的人流量和车流量，交通拥堵问题也随之得到缓解。 　　最后，政治中心东移也是整合城市资源、实现城市功能合理分区的需要。郑东新区旨在打造区域性服务中心，而政治中心东移在改善城市投资环境、带动高集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有利于加快推动金融、汽车、物流、文化创意四大主导产业的集聚发展，从而充分发挥产业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有人提出政治中心东移会不会像当初把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从而对开封经济造成重创那样会对迁出地造成巨大冲击的忧虑。笔者认为，此次政治中心东移与上次迁移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从空间距离上看，第一次迁移属于市际迁移，而此次迁移是区内迁移。从实践中可以看出，行政机关搬迁对搬出地城区经济的影响遵从距离递增规律。搬迁的距离越远，由搬迁引发的连锁效应越大，对原驻地的影响越大；搬迁的距离越近，由搬迁引发的连锁效应越小，从而对原驻地影响越小。一般来说，区内搬迁影响最小，一是由于空间距离太近，所引起的连锁效应小；二是短距离的搬迁不会使投资者预期发生大的变化，从而引起要素流向的巨大反差。同理，市际搬迁会大幅度改变要素流向，直接关乎城市的兴衰，影响最大。其次，按照增长极理论，中心城区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极化效应，即中心城区利用集聚效应吸引周边地区的生产要素，表现为周边地区的生产要素在空间上向极点集中；一种是扩散效应，即中心城区对周边地区进行能量扩散，表现为城市在空间范围的扩展或周边地区卫星城镇的形成。当城市处于较低级的集聚发展时期时，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以极化效应为主；当城市发展进入较高级的扩散发展阶段时，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以扩散效应为主。由此可见，如果行政机构搬迁发生在经济集聚发展阶段，就会与市场引导的方向相冲突，给城区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果在城区发展进入扩散阶段时进行机构搬迁，就顺应了城区发展饱和、生产要素开始逐渐向外部扩散的趋势，不仅不会对城区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还会为城区发展提供进行一次资源重新整合的契机。河南省省会从开封搬迁之郑州之所以对开封市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除了搬迁距离远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开封市的发展基础薄弱，作为全省行政中心的地位刚刚确立，城市经济还没有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还没有开始发生极化作用，更谈不上进入扩散发展阶段。因此，在这种情境下行政中心搬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