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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与民国时期官僚资本研究现状 　　摘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官僚资本成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一颗毒瘤，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的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官僚资本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学术界对清末与民国时期官僚资本的研究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官僚资本 四大家族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一、关于官僚资本的研究 　　“官僚资本”这一提法，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出现。瞿秋白于1923年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首次在国内提到“官僚资本”一词。他认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创办的官办企业为“官僚资本之第一种”，官商合办的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二种”。1929年，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中，提到清代官僚举借外债，“从中渔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资本”。1936年,历史学家吕振羽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把清末由政府举办的“国营事业的萌芽”称之为“官僚资本”。 　　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对官僚资本进行了定义和分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 　　但一直以来，学术界对“官僚资本”的准确内涵，以及它与“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少争议。 　　孙继虎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一文中指???，“官僚资本”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资本主义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而官僚资本则是历史习用的称谓。因此，如果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看，“官僚资本”的概念是不科学的、不明确的，其内涵是否能容纳国家资本都值得研究。但是，它作为一个通俗的名称，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一方面适应了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的政治斗争的需要,生动形象地反映和深刻揭露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腐败；另一方面,又通俗易懂，极易为广大革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国民党国家资本主义称为官僚资本也不无合理性。 　　许涤新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指出，“官僚资本是个通俗名称，原意并不明确”，“它的实质，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这些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吴承明在这套书的第二卷解释许涤新的上述意思时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个政治经济学范畴，不便于经济史写作，写历史最好用已有的或习用的称谓，因而我们仍用官僚资本这个通俗的名称”。 　　丁日初指出，“官僚资本这个概念既然不明确，而且用它会产生某些问题，那么就应当改用国家资本或国家资本主义为妥”。 　　杜恂诚在《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一书中指出，由于“官僚资本”的“内涵混乱，时限不清，因而它的外延也变得十分模糊，实际上它的界限已经无法确定了。这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造成了困难”，因而主张弃用“官僚资本”改为较为科学的“国家资本”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定义。同时，作者尝试对官僚资本进行新的定义，在其发表的《试论近代中国社会阶层排序》（《学术月刊》2004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官僚资本”是指，“在中国近代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官僚利用对资源的控制，利用对信息的独占，利用对企业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和转让权的掌握，谋取私利并损害全社会福利的一种经济和社会形态”。 　　对于“官僚资本”的准确内涵，学术界的争论直到今天仍在持续。但经过观察，近十年来，在经济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中，“官僚资本”这一说法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少。 　　二、关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研究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陈伯达在1946年编写的《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首次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并列为中国四大家族。全书对四大家族如何从内战起家，最后形成对金融、商业、工业、农业和文化业的垄断进行了综述。列举数据分析其资金来源、流向，并评估四大家族资产，抨击其封建反动性。 　　许涤新在1947年写了《官僚资本论》一书，认为官僚资本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他分析了官僚资本的社会根源、构成并指出其本质是封建性和买办性资本。书中分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投资情况，将“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