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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议专利侵权和无效程序中涉及权利要求内容解释处理问题 　　权利要求中的全部技术特征所限定的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承担着向社会公众进行公示的作用，2009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一方面是司法机关对于专利权人合法权利的救济手段，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公众对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形成合理的预期。 　　一般认为，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以及权利要求内容的解释更多地反映在侵权诉讼或者专利授权审查过程中，而由于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被控侵权一方通常会采取申请宣告涉案专利无效的对策。无效的理由除了部分涉及保护范围是否清楚；是否得到说明书支持等方面之外，大多主要围绕是否具备创造性的问题，将较难避免对权利要求的解释，进而很可能对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产生影响。 　　许多接触专利纠纷工作的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尽管对专利权保护范围的解释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和规则，但如果离开具体的侵权纠纷去讨论某个专利的保护范围，似乎有些不切实际。侵权纠纷中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最终不能离开对具体的侵权行为的认定，不结合具体被控侵权行为的对比分析，通过判断该具体行为是否落入保护范围来显示其保护范围的大小，仅仅凭空论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则不仅十分困难，甚至可以说没有意义，同样，在侵权纠纷引起的专利无效纠纷案件中，不可能离开具体的现有技术对比文件，空谈专利是否具有创造性。当侵权案件引起无效宣告案件涉及保护范围是否清楚以及具有创造性等问题时，同一涉案专利，特别是在侵权案件中主张侵权的权利要求，会不可避免地在人民法院和专利复审委两个相对独立的程序中涉及保护范围的确定和权利要求内容的解释。当涉及侵权对比存在争议的内容，比如某个技术术语的解释，某个技术特征的技术效果的认定等，在无效程序中同样存在争议或受无效理由和证据影响时，如何处理便会成为突出的问题。 　　侵权程序和无效程序中所依据的规则不同 　　从法律依据上看，侵权纠纷中对权利要求内容的解释与无效中对权利要求的解释规则存在不同。无效宣告程序归入专利的确权纠纷，复审委对无效案件的审查属于行政审查，其适用的依据包括《专利???》、《专利法实施细则》，以及《审查指南》等。而法院处理的专利侵权纠纷是民事司法的审查，适用《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09司法解释”）等。由于2009司法解释涉及说明书及附图对权利要求内容解释的条款，与《审查指南》之间在一些问题上有不一致的规定，有观点认为，除了在部分情况下对审查实践存在间接的影响和作用，司法解释对于专利审查不具备约束力。而民事案件审理中，《审查指南》等行政规章起到的只能是参照作用，不能作为案件审理的直接依据。 　　具体而言，2009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对权利要求的解释可以采用，如该司法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运用说明书及附图、权利要求书中的相关权利要求、专利审查档案进行解释”的内部证据，和该条第二款规定的“以上述方法仍不能明确权利要求含义的，可以结合工具书、教科书等公知文献以及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通常理解进行解释”的外部证据，而专利审查中则没有如此的划分。 　　侵权诉讼中，专利审查档案可以作为对权利要求进行解释的内部证据之一，这与侵权判定时考虑的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不仅包括权利要求明确记载的必要技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也包括与该必要技术特征相等同的特征所确定的范围是分不开的，而等同原则的适用，受到禁止反悔规则的限制，审查档案的作用对侵权的认定作用不容忽视。人民法院对审查档案的查明可以依职权进行，目的是“合理地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另一个明显的差异是功能性技术特征内容的解释规则。《审查指南》中规定“对于权利要求中所包含的功能限定的技术特征，应当理解为覆盖了所有能够实现所述功能的实施方式”，而在2009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权利要求中以功能或者效果表述的技术特征，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描述的该功能或者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的实施方式，确定该技术特征的内容，即明确了专利侵权判断过程中对权利要求中的功能性限定特征采取与专利审查不同解释的立场。 　　从字面理解行政与司法审查规则的相同之处在于，不论侵权纠纷还是专利无效纠纷对权利要求的解释，均应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权利要求和说明书的理解为准。尽管如此，由于法官和专利审查人员的专业背景不同，加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只是法律上虚拟的概念，在实践中往往或多或少带有裁判人员的主观色彩，难以避免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案件中，由于裁判人员或代理人对技术问题的认知程度、案件具体情况等方面的具体差异导致存在不同的理解。如何在具体案件中避免出现此类偏差仍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基于专利获得垄断性保护的前提是对技术所做的相应贡献的理论基础，比较理想的状况是，同一个专利其保护范围应当是相对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