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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中角色与责任 　　编者按：当前，以农民工、下岗工人和城市低收入者为主要构成部分的弱势群体占据了相当的比例。由于在社会资源占有方面处于劣势，再加上缺少利益表达的有效渠道，弱势群体面临被“边缘化”的境况。处于社会边缘地带的弱势群体，心理上极易产生疏离感和孤立感，若无适当的表达或申诉渠道，这种疏离感和孤立感将成为集体行动的导火索，给社会稳定、和谐带来结构性威胁。近几年，集体行动的上升，一定程度上与当前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尚不健全有关。一个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一个弱势群体受歧视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更谈不上是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本期编发了郑素侠博士主持的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众传媒与农民工的利益表达”（09CXW016）及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教育研究”（12CXW027）等5篇阶段性成果，聚焦于大众传媒与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利益表达、城市融入及媒介素养教育问题，为我们认识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摘要】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由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三个层次构成，其中中层组织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发达和多样化的中层组织可为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的沟通提供对话的平台，预防社会冲突的发生。本文基于中层组织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大众传媒作为中层组织的可能性，指出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中，大众传媒作为中层组织，应担当起弱势群体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对话的平台，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话语表达提供渠道和空间。 　　【关键词】集体行动；传媒；大众社会理论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一方面，30多年来，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国民收入翻番，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参与意识都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但另一方面，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开始涌现，如失业与下岗问题、偏僻农村贫困问题、政府官员腐败问题、环境污染和公共健康问题等。社会问题和社会??盾的不断涌现，使得以利益表达为动机的集体行动在我国的每个地方时有发生。特别是近几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日益复杂，我国社会已进入集体行动的多发期。面对这种情况，有学者认为这是“改革危险期”的来临[1]；还有学者则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失业下岗、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表明弱势群体已经或正在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联系正在发生“断裂”[2]。 　　大众传媒作为公共信息的传播渠道与社会舆情的建构工具，理应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做出努力。本文以美国政治学者康豪瑟（Kornhauser）提出的中层组织理论为切入视角，致力于探讨大众传媒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中的角色与作为。 　　一、传媒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呈现：以农民工为例 　　当前我国的弱势群体主要有城市低收入者、失业下岗工人、农民工等。从数量上来看，以近几年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为最多。为了考察传媒如何呈现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这一问题，课题组选择了一家省级党报和一家省级都市报，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这两家纸质媒体5年内的农民工报道（获取样本量为：党报239篇，都市报226篇）进行内容分析，以管窥当前新闻媒体在呈现农民工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立场和视角，以及农民工在新闻报道中“被呈现”了怎样的形象，由此考量新闻媒体是否为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了机会与空间。内容分析结果表明： 　　（1）尽管农民工议题常常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议题，但媒体并未将此类议题作为重要议题加以处理。内容分析的结果表明，尽管两家媒体在春节前后都集中报道了农民工议题，但该党报的所有报道均未将此类议题置于头版，占据该党报头版的，仍为党政新闻；另一份都市类报纸，226篇农民工报道中仅有8篇（仅占总篇数的3.5%）报道被置于头版。由此可见，媒体在处理农民工题材的新闻报道时，多以追求其中的矛盾冲突（如讨薪中农民工与包工头的冲突、工伤事故中农民工与雇主的冲突等）为最大目的，而非着眼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2）农民工议题的媒介呈现，多以求职与就业、劳资关系与纠纷、生产事故或灾难等问题的形式出现，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被简化为经济利益诉求，这样的报道占据了总报道量半数以上的比例，而对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文化教育诉求等较少涉及。毋庸置疑，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目的是满足经济需求，但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也需要拥有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如参与社会管理、接受文化教育等。媒体将农民工作为单一利益诉求群体来报道，恰恰反映了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偏见甚至歧视：将农民工视作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生存、寄居于城市的“外来人”。另外，媒体将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全部症结集中于经济处境这一因素，则有意或无意遮蔽了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