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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报道用建设性传播方式重建医患信任 　　今年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工作室内发生恶性伤害事件，一名未成年患者用水果刀刺向医护人员，致一死三伤。触目惊心的砍杀行为之外，围观群体就此引发的狂欢表态成了事件中更大的新闻。参与某门户网站关于这条新闻调查的6161名网友中，高达4018人表示了“高兴”。 　　如果说这起血案属于极端的个案，那么大众的幸灾乐祸显然昭示着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的怨气、戾气在加重，人和人之间的不信任成为常态，而医疗行业作为和千家万户打交道的窗口行业，不幸成为社会矛盾的“替罪羊”。媒体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工具，在整合社会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几个案例，反思媒体在医疗卫生报道方面的不当表现，并提出媒体应如何通过建设性的传播方式，弥合社会创伤，重建医患信任，增进社会和谐。 　　案例1：哈尔滨“天价医疗费”报道 　　2005年5月16日，哈尔滨市74岁的市民翁某因患有恶性淋巴肿瘤而住进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高干病房，6月1日转入心外科重症监护室，8月6日因抢救无效去世。之后，老人家属向媒体报料，老人住院67天，住院费用总计139.7万元，加上病人家属在医生建议下自己花钱购买的400多万元自费药品，合计耗资达550万元。家属指控医院多收费、乱收费、过度治疗等问题，引发了“天价医疗费”报道热潮。 　　该事件作为“看病贵”的典型，成为当年新闻报道的一个热点。应该说媒体的报道对于医院的管理混乱现象起到了监督的作用，引发了人们对于医院收费问题的关注。但大多数媒体的报道焦点都集中在医院乱收费、多收费上，以及“花了550万元病人还是死了”，而较少涉及本案背后的强势阶层利用钱权干预医院治疗、医疗资源分配使用不合理等深层问题。炒作天价医疗费和死亡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暗含了公众的一种常见心理：只要舍得花钱，就能挽回生命。而这并不符合科学规律，容易造成对患者的误导。 　　案例2：杭州“茶水发炎”报道 　　2007年3月，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记者和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的记者，谎报病史，用茶水冒充小便送医院检查。在记者选择送检的10家医院中，有6家查出“尿液”呈阳性。3月20日，中国新闻网发表《记者用茶水当尿液送检 医院化验出“发炎”》一文，立刻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网友对医院、医生的怨气再次找到了发泄口，“医院真黑、医生真狠”的言论又一次成了媒体和公众争相谈论的话题。 　　接下来的事情出乎媒体的预料。在医学网站“丁香园”的倡议下，全国92家三甲医院的医务人员很快完成了用茶水做尿常规化验的检测。结果显示：在136份化验单中，检出“阳性”项目的报告单数量为127份，占总数的93.4%。另有医学专家向公众指出，尿液分析仪器和试剂是针对尿液设计的，不具备辨别茶水等其他液体的功能。而茶水中含有大量的未知干扰物质，如果以茶代尿送检，很容易产生假阳性反应。卫生部新闻发言人也对此报道给予了回应：卫生部已经请专家进行了专题研究，证实这件事医院没有任何错误。 　　此事中媒体方可谓“完败”，对记者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缺乏医学常识，想当然地进行所谓“新闻策划”，违反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2.对医生进行有罪推定，虚构病史，以假材料送检，干扰正常医疗秩序。3.采访手段不正当，违背诚信原则。4.报道的开头和结尾直接指责医务人员不负责任，报道不严谨，误导公众，令本来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 　　案例3：深圳“缝肛门”报道 　　2010年7月26日，陈默向媒体反映，妻子在深圳凤凰医院生产，生产后肛门肿成了鸡蛋大小，发现周边都是线，怀疑肛门被缝闭。众多媒体迅速介入报道，《疑少送红包，深圳产妇肛门被助产士缝上》等标题再次引发人们对医疗行业职业道德的公开讨伐。 　　2010年7月30日，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通报调查结果，称没有证据证明助产士将产妇肛门缝闭，助产士对痔疮出血点进行缝扎处理并没有不妥，媒体的“缝肛门”报道混淆了“把肛门完全封闭”和“缝合（或结扎）肛门痔疮出血点”的区别。至于报道中提出的产妇分娩后三日没有大便的质疑，医学专家认为这种现象十分常见。 　　2010年8月，助产士张吉荣将陈默及两家媒体推上被告席，并最终赢得了名誉侵权官司。报道过去一年半之后，央视《新闻调查》发现，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产妇受打击疑似患上抑郁症，丈夫为照顾妻儿无法再工作；助产士张吉荣饱受舆论压力，丢掉工作后至今生活拮据；凤凰医院信誉受损，病患锐减，被迫暂停营业。与此同时，媒体也从最初的“舆论监督者”沦为被批评的对象。 　　综观此案，媒体的失误在于如下几点：1.丧失了媒体的客观公正原则，把自己化身为患者及家属代言人，没有给被质疑的医院以平衡的发言机会。2.调查不够深入，缺乏认真求证，就把患者质疑拿来做结论、做标题，甚至配发倾向性极强的“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