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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家族特殊资源视角传承模型分析 　　家族企业继承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成为西方家族企业研究的最持久热点。在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造就了大批企业家的同时，一些早期家族企业的创始人进入老龄化阶段，大量新问题的出现，也使得一些早期的创业者力不从心，陆续进入换代高峰。如何选择合适的继承人、如何培养、如何选择合适的时间和方式进行控制权力的平稳转移，如何让家族企业的物资资源、人力资源。尤其是其特殊资源――家族精神、信任资源、关系资源传承下去，同时保持企业绩效的持续增长，是一些家族企业面临的较为突出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家族企业的生命延续。 　　 　　一、家族企业的特殊资源 　　 　　根据资源观的看法，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体。一个企业的资源包括资本、知识、组织结构、进程等企业可以控制的所有一切。这些资源可以归为三类――物理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物理资源包括有形资产，如土地、建筑物、设备、成品和半成品，也包括商标名称、版权和专利等无形资产。人力资源包括公司中个体的教育、训练、经验、关系、技能和智力。组织资源包括企业文化、组织结构、规则、进程和管理信息系统，还有企业与外部团体的关系。特殊资源(因家族介入而产生的资源)是前面三种资源当中的一些无形资源，包括家族精神、信任资源、关系资源等资源。这些特殊资源可称为不可见资本，每一个家族的家族精神、文化、信任、关系资源等都是稀缺的、有价值的、不完全融合的和不可替代的资源，它们是产生竞争优势所必须的。 　　 　　(一)家族精神 　　家族介入企业会产生一种独特的内部资源，可以称这种资源为“家族精神”。家族精神是家族、企业和家族成员相互之间积极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可以产生竞争优势，也可能会成为企业赢得财富、有效实现代际传承的障碍。这种资源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分割和起增效作用的。家庭和企业结合起来，可以在获取资源上产生独一无二的优势。 　　家族企业资源，即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家族顽强的生命力，坚韧不拔的韧性和独特的企业治理结构。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在资源的获取、分配和使用的方法上是不一样的。从总体上说，家族企业独特的资源的获取、分配和使用的方法可以使家族企业形成竞争优势。 　　 　　(二)信任资源 　　企业是一个团队生产，而团队生产最大的特点就是最终产出的是一种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企业作为团队生产的基础就是合作。在大多数文献中，信任是与合作紧密相联的，通常我们把信任看作是经济行为中促成和维系合作的重要机制之一。 　　由此可见，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而与高信任度国家相比，在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里，人们更喜欢作含糊和间接的交流，往往通过人际关系来规范行为，而并非制度。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就不难发现，中国的信任结构并不能简单地用低信任度来描述。因为，在中国由家族主义和泛家族主义构成的合作团队中却存在着极高的信任，而这种极高的信任甚至还体现为团队成员对团队权威者的一种忠诚。因此，判断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信任状况，必须基于家族主义和泛家族主义来区别分析。 　　一般而言，信任通常被界定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主义信任。相对西方社会的普遍信任而言，华人社会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特殊主义信任。 　　一是家族信任。这种信任来自于以家和家族为核心的内外有别的特殊主义。长期以来，家族主义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核心，汪丁丁曾指出家的概念是中国从最深厚的文化层次中流传下来的，并至今仍是中国人行为的核心。它已经成为中国人与人之间合作的根本源泉。 　　二是泛家族主义信任。即在参与家族以外的组织活动时，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将家族中的结构形态、关系模式以及处事方式推厂、泛化或带入这些非家族性的团队或组织中。家族信任也就逐步扩展到泛家族信任，也就是说，家族成员在合作互动中不断地将与他们有着地缘、业缘、血缘等联系的外人予以“家人化”，不断扩展着自己的信任边界。可以说，泛家族信任是由习俗、道德规范和礼尚往来所产生的一种信任，它是华人社会中最复杂的信任，通常与人们之间重复性交往的次数、频率以及相互对预期回报兑现的感受相关，且与华人社会长期形成的一些社会交往的文化规则有关。 　　三是制度信任。它通常包含有法律契约的正式制度信任和非正式制度信任，如声誉机制、心理契约等。与前两种信任相比，制度信任有更大的普适性和强制性，可以通过法律契约和非个人化的市场经济规范，来有效降低泛家族信任扩展中产生的那种对交往对象的亲疏关系识别、信任的鉴别、交往类型的差序弹性互动的高成本。相比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国的制度信任是相对缺乏的，而家族信任和泛家族信任则较为发达。 　　可见，中国民营企业合作的基础往往是家族信任和泛家族信任，而并非象西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