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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回归生活历史与现实意蕴 　　摘 要： 本文具体考察当前提出“德育回归生活”理念的意义，认为德育要回归生活，既有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又有现实的困境。历史上由于德育政治化与德育应试教育化，德育脱离生活，而在当前特殊时期德育面临新的困境，历史与现实相纠结，共同构成了德育回归生活的意义。 　　关键词： 德育回归 生活 话语背景 意义 　　 　　“德育回归生活”是当前德育改革的基本理念，但是目前理论界对该理念的认识存在一个断层，一方面从应然层面探讨德育回归生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把它当做解决学校德育失效的良方为德育实践出谋划策。理论和实践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主要是没有探明提出“德育回归生活”理念的特殊意蕴。虽已有研究涉及此问题，可惜只是粗枝大叶泛泛而谈①。要切实探究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入教育事实本身，梳理德育脱离生活的历史脉络，即考察德育何时、又如何脱离生活，给当前的德育带来什么后遗症，清楚这些问题才能了解德育回归生活的话语背景，也才能认识到德育回归生活的意义。 　　一、德育脱离生活之旅——历史的考察 　　德育脱离生活具体是当代的事情，但是其渊源还要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德育脱离生活指的是学校教育中的德育，中国古代的德育还未从教育中分离出来独成一体，但伦理道德教育占据无论官学还是私学教育中的主要部分。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本身就是关切生活领域的，主要处理人与自己、他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德目规定人们生活领域的道德规范，“几乎所有的生活关系领域都被包容了”②，每一个德目都是一种德性的表达，众多的道德范畴构成了道德品质系统，这些道德价值实质上就是引导人们如何过一种德性生活。古代的德育课程以儒家经学为主体，在启蒙或小学阶段设置专门的伦理道德课程和综合性的课程，尤其是蒙学课程将文字启蒙、规范行为、性情陶冶、知明学理融为一体，深深体现了德育与儿童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 　　虽然如此，古代的教育形成了两个重要的传统，即道德教育的政治化和科举考试引起的德育应试化，为德育脱离生活埋下了历史隐患。 　　（一）道德教育的政治化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小农经济、家庭本位、专制政治为基础的宗法等级社会，以儒家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成为统治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形成了道德政治化与政治道德化的特殊局面。古代教育以教化为主体，道德是政治教化的重要手段，学校德育是其实现社会教化的重要途径。这种教化始于西周，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奴隶主统治集团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观点，标志着教化思想的萌芽③，并通过地方行政组织和学校各个系统初步形成教化网络，“在政策上，由‘敬德’思想到孔子时代的为政以德、修己治人，形成了传统教育内圣外王的传统；在教化内容上，西周时期的忠、孝、礼、义、和、节、恤、睦等几乎贯穿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教化体系，并无太多的发展与变革；在教化途径上，朝廷的训俗（训谕），地方官吏的事功、各种礼俗活动以及学校的教化功能，也都代代相袭”。④这种传统使得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以社会为本位，过分强调德育的政治功能，德育本质上是受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支配的，并没有获得人格上的独立。 　　（二）道德教育的应试化 　　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正式设置“进士科”，开始了制度化的科举取士之法，唐代进一步继承并发展，并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考试制度，宋元在前者的基础上有所变更，明清之际统治者为了迎合专制的文教政策，提高科举地位，严格考试制度，甚至推出八股取士政策，学校教育走向桎梏。科举考试制度从确立之后不断被强化，明清之后完全左右了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使得学校逐渐演变为“科举考试”的预备场，而走向彻底的“应试化”。而承载道德教育内容的经学成为学子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逐渐远离人们有意义的生活世界，经书上诸多的道德德目成为有名无实的空文，与做人、做学问毫无关系。明清以后，科举制度与官学系统相结合，应试教育下的德育逐渐趋向功利化、形式化。 　　德育政治化与应试化都与统治阶级的政治举措息息相关，一个是意识形态的教化，另一个是选拔人才的手段，两者密切相关，在相互作用下愈演愈烈，在历史上烙下了很深的痕迹，影响日后德育的命运。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德育出现新的状况，一方面，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伦理价值体系和儒家纲常名教受到冲击。另一方面，在西学广泛传播，尤其是新式学堂建立，新的学制体系确立之后，学校教育的类型、内容、结构被重置，传统德育的主要载体——经学地位受到严重挑战，“‘真’不再从属于‘善’，而开始成为与‘善’相并列的一种价值范畴，以‘至善’为终极目标的纲常名教在学校德育课程中的独尊地位由此受到挑战”⑤。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德育的政治化与应试化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和政治体制的变革也逐渐弱化，学校德育在新的形势下出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