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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商眼中萝卜白菜 　　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呼和浩特、包头，刘德华都受到万人追捧。 　　演出商眼中的萝卜白菜 　　今年夏天最火的电视节目非《中国好声音》莫属，比赛还没比完，商业演出已经排上日程，各地都在争夺分站举办权，不过对于演出报价以及各地能否有这个消费能力成了演出商们最头疼的问题。据悉目前“好声音”报价已经“水涨船高”——16个学员不含导师，总价达到250万元。如果含导师的话，一个导师就要加几十万到近百万的费用，这个价格对二线城市来说很有压力。 　　武汉一位演出商承认，目前“好声音”的报价超过了他们对市场的预期，他通过电话做了几百份不同地区的调查问卷，发现观众群体以中年为主，“属于较冷静的消费人群，和其他选秀节目的低龄化明显有区别。”所以他们的消费更理性，如此高的演出费用，平摊到票价上就要400～500元才能勉强持平，他直言，“我觉得这个价位，在北京、上海、广州这几个地方还可以，但是在武汉，光靠票房回收成本，有点够呛。”“好声音”商演再次体现了演出市场消费的地区差异化。 　　每位明星身上的特质不同，注定了他们的受众群不同，也注定了他们在被消费的时候会有区域化的差别待遇。就像“刘老根大舞台”在东北、北京、河北等地一票难求，每年都有数十亿的演出票房，但他们却走不到长江以南，在南方，观众对他们并不买账。虽然“凤凰传奇”的歌曲一直被笑称民工手机专用彩铃，但依然不妨碍他们在二三线城市的商演不断，演出价与周杰伦等不相上下，这对很多北上广的白领来说，觉得不可思议，然而一向被称为天王、天后的周杰伦、蔡依林等歌手却在中小城市遭遇过票房滑铁卢。 　　前段时间成都大爱音乐节就是因为没有认清明星演出消费的区域化差异，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罗大佑、谭咏麟、陈冠希、韩庚、汪峰、崔健、山羊乐队等内地、港台、欧美流行乐坛的众多大腕并没有带来可观的票房收入，还有世界顶级的电子乐演出现场没有几个听众，298元的单日票价对当地观众来说是笔不小的支出，主办方错误地估计了当地民众的承受能力以及欣赏品味，最后花了6000多万邀请了100多位歌手演???，却只带来几百万的票房，以致在演出后两天资金断链，导演组罢演，甚至惊动了政府与警方进行协调。在北京蓬勃发展的音乐节移植到成都，却因为盘子铺得太大，与当地民情不符而惨败。 　　像这样明星被消费的地区差异化的例子数不胜数，就像很多人并不知道是谁的许嵩竟然能为公司带来上亿的彩铃收入，而胡德夫这种民谣教父级的人物台下却只有几百个观众，很多草根民众喜欢旭日阳刚在春晚上唱的《春天里》，却不知道原唱者是汪峰，就演出市场的区域差异化，本刊采访了资深音乐媒体人丁先生，他也曾经参与了成都大爱音乐节的筹备。 　　电视指南：就你了解的音乐演出市场，地区差异化表现在哪些地方？丁先生：这种地区差异化到处可见，北京、上海、广州一线城市与二三线的内陆城市在消费能力与消费对象上有很大差异。像周杰伦、王力宏、汪峰、李建、五月天、王菲等歌手在北京市场很好，王力宏、五月天在鸟巢9万人体育场依然能坐满，还能加场，但是如果到地级市或者西部地区他们就不一定能打开市场。而像齐秦、孟庭苇、邰正宵等已经过气的歌手却能在二三线城市演出不断，他们演唱的歌曲大都是十几年前的金曲，经常能引发现场大合唱。还有一些网络歌手也是二三线城市演出商的抢手货，一首《老鼠爱大米》让杨臣刚赚得盆满钵满。 　　电视指南：这种区域化表现是不是还有一些南 　　北差异？丁先生：对。像北京、上海、广州虽然经济收入差不多，但文化差异很大，主要表现在音乐类型上。崔健这样的摇滚音乐是属于皇城根脚下的，是愤青喜爱的类型。但到了上海，当地人更小资，喜欢更精致的音乐类型，比如爵士，并且上海一贯有点“崇洋媚外”，内地的歌手在上海很难有好的票房成绩，但如果是国外的歌手、乐队，就一定会受追捧。到了广州，那就是粤语歌手的天下，像张敬轩、东山少爷等很少在北京、上海演出，但在广州他们却有很多粉丝，这是语言环境造成的差异。 　　电视指南：你觉得造成这种地区差异化的原因是什么？丁先生：首先是经济收入决定欣赏水平，我们不能说二三线城市的人民欣赏水平就低，只能说口味不同而已。他们很多人连英语都听不懂，何谈让他们喜欢英文歌呢？他们接受外来文化的渠道要比一线城市少得多，自然培养不起来欣赏习惯。并且这些音乐所表达的与他们的生活也没什么关系，根本引不起共鸣，反而那些草根歌手、网络歌曲对他们来说更亲切。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看演出是要花钱买票的，所谓国际歌星出场价自然不菲，转嫁到票价上就是多几个零，这对当地观众来说是一件太奢侈的享受。还有就是文化的差异也让经济水平相当的城市在消费明星时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都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外来文化自然不如本土的更受欢迎。 　　电视指南：那有没有一些明星是区域化消费差异不大的？丁先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