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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与民族主义转向 　　民族--国家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领土争端永远是国际关系最敏感的神经。触动这根神经，是点燃民族主义炙热火焰的快捷键，甚至随时可能启动战争程序。 　　今年的中日钓鱼岛争端，自春季始持续发酵，日本朝野有意点火的动作频仍，刺激中国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到了秋季，因日本政府最终决定“购岛”之举而导致中国各地出现反日示威，间杂有街头暴力。中日关系旋即降至冰点，在东亚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间呈现出空前严重的对抗格局。 　　于是，东亚地缘政治最牵动人心的悬念现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中日是否将有一战？在军事网站上克制却难掩喧嚣的舆论中，预测战事结果已成为热门话题。 　　然而，战争的破坏力、战争决策的高昂社会代价以及战争后果的不确定性，都不免让人迟疑。人们不禁要问：战争是唯一的选择吗？ 　　钓鱼岛争端的困局 　　围绕着钓鱼岛争端而展开的政治与社会叙事，基于一个简单的基本事实：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历史上归中国所有，此刻却在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在这个由战争遗留下来的困局中，日本是利益受益国，而中国是利益受损国。当日本政府无意正视历史而刻意强化既有的利益格局时，面对挑战，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愿望似乎只能通过战争破局。 　　但如果换一个更辽阔的视角观察，在钓鱼岛争端之外，类似的这种“钓鱼岛困局”正在中国领土的多个方向出现，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也不止是日本，还有更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是对中国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因为，作为殖民主义时代被侮辱与被伤害者，自19世纪中期之后，中国的国家实力与全球影响力从未达到过今天的高度。而从历史经验上来看，任何一个世界强权，都是在战争中兴起或毁灭的。这也是西方“中国威胁论”的理论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中国因与邻国的领土争端而发动战争，就会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威胁论”成为一个自我证实的预言。 　　“钓鱼岛困局”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正在于此。当钓鱼岛争端点燃中国社会民族主义悲情的怒火，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开始陷入一种民族主义的知识困局。 　　现代民族--国家体制虽然??一种理性的国家制度，但显而易见的是，单凭工具理性并不足以维持社会团结。因此，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统治都需要爱国主义或公民民族主义的情感支持，否则就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丧失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只从民族主义的价值立场出发，不难想象，中日两国政府就都不会主动妥协，相反，无论真实动机若何，两国政治互动的走向只能是强化对抗。 　　然而，不能忽略的是，在这个对抗格局之中，政治家和大众未必有一样的想法。 　　对于各国的政治家来说，在他们动员社会的理论工具箱中，民族主义时常是一个好用的扳手。民族主义能够唤醒社会团结一致的凝聚力，识别外部敌人并围绕着这个“民族的敌人”建构起一套沁人肺腑的学说，内中包含着绝对化的价值观、种种历史记忆与现实体验中的冤屈、耻辱与仇恨，这种强烈的情感对应着现实的对利益获取或利益损失的考虑，可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政治家都无法视而不见的，相反，考验政治家能力与智慧的关键是如何操控民族主义火焰的燃烧方向始终锁定目标敌人，而不是引火烧身。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察觉民族主义在大众的生活世界中的影像，就显得非常必要。 　　餐桌上的民族主义者 　　初秋某日，在一个聚会的饭局上，笔者与几位从商的朋友聊起钓鱼岛问题。 　　商人朋友甲，长期以来是一个坚定的反日派，曾为笔者选择购买了一辆日本品牌车而颇有微词。然而，当笔者询问此君是否愿意在中日开战之际将独子送往军营的时候，得到的是断然否定的回答。另一个商人朋友乙，经营国际贸易，在日本有大量客户，日本地震造成核泄漏事件发生后曾捐寄一大批核防护用品给日本客户。9月某午夜，此君携一干官商友人酒后赴日本使馆示威，受阻拦未得靠近，于街头大摔酒瓶，而后择地继续豪饮。笔者询之，若中日交恶，贸易受阻，于之影响如何，答曰“将会很惨”。商人朋友丙，供职在京日资企业。席间提起该企业日籍员工曾获日本使馆通知，减少独立出行，注意安全。询之对日态度，答当然反日，但若有国人袭击身边日本同事，自会助之脱险。 　　从城市街头被示威者砸坏的日本品牌汽车，到悄然关门的由中国人经营的日本料理店，从餐桌上的众说纷纭，到微博里的对骂，在今年的反日浪潮中，当反日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个共享的主题，民族主义就不再是那么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是嵌入具体生活，表现为鲜活个体各自持有的观念与行为选择。 　　笔者在执教的大学课堂上，也曾询问学生对当下反日行动的看法。在这些以研究民族为专业的十几个研究生中，尽管无一例外对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做法表示反对，却无一人表现出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多认为反日示威毁坏国人的财物实在是匪夷所思。 　　加藤嘉一对国内媒体说：“我是日本人，不可能主张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在网民对此的热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