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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视角下环境审视 　　摘要：结合社会学相关理论，分析了《次生焦虑》如何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中探讨太湖流域水污染的成因和特征，并阐释了社会学在解决水污染问题中的独特作用，为研究当下环境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考路径。 　　关键词：《次生焦虑》；国家；市场；社会 　　1引言 　　工业革命让人类步入了现代社会，但现代化除了给我们带来快意生活外，它还带来了无穷的生态灾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与此同时在环境方面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环境污染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这一问题不仅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伴生品，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时曾经想努力避免这一问题。但中国也免不了和当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陈阿江教授的《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一书以2001年“民间零点行动”和2005年“6·27特大水污染事件”为例，对太湖流域水污染背后人的行动、人行动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在以时间（历史）为纵轴，以地域（国家）为横轴的时空坐标间展现了太湖水污染问题的成因和特征，指出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相互制衡和博弈，往往酿成环境问题。 　　2从公共物品走向公共灾难：太湖水污染的历程 　　水污染在环境污染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因为水具有很强的藏污纳垢的功能，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它又比其他任何一种载体（比如土壤）更具“公共性”。传统农业社会中，生活以及生产给水带来的污染在其消解范围内，所以即便洗菜和洗马桶共用一条公共河流，大家也不会觉得存在什么问题。在生态保存比较完好的宏村，水从每家每户墙根流过，生活用水基本就解决了。但作为对公共物品的保护，对水的使用又存在着严格的不成文的规定。什么时候取水做饭，什么时候洗衣洗菜都有严格的乡规民约。在这些被涂尔干称为“集体良知”的约束下，村民对水的利用和保护井然有序。在《次生焦虑》中的传统社会环境是：经过一夜的澄清，河水变得洁净，清晨家家户户去桥口挑水。早饭后是洗衣服的时间，与淘米、洗菜的时间是错开的。即使相遇，也会各占一角清洁水域。洗刷马桶则在离桥口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进行，桥口可扔一些脏东西，但又不可随便扔，如果清晨起来到河边洗脏衣服，会被别人说闲话。朴素的道德习俗约束着人们对共同资源使用的秩序维护。 　　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这种安然恬静的田园牧歌生活被轰鸣的机器声所代替。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开始了地方工业的大规模污染。企业主出于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往往进行污水直排，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作为公共物品的水资源逐步走向公共灾难，在《次生焦虑》中作者形象地把水资源这个公共物品称为“唐僧肉”，大家都想来咬一口。在对行为者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水污染可以分为外源污染和内生污染。内外以村落为界限，从村落的角度看，污染源头来自外部的为“外源污染”，主要是外在于村落的工业污染，包括乡镇工业，以及城市转移的污染。而“内生污染”是村民自己在自己的社区内产生的污染，村庄中的生活垃圾成为污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污染首先是从外源污染开始的，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大批的工业企业随之建立。市场经济是个舶来品，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工业经济是在西方产生的。M·韦伯为我们很好地呈现了资本主义的诞生过程。韦伯认为，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行动是非理性的。这种非理性行动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基于情感的行动，由现时的情绪或情感状况决定，另一种是传统行动，由习俗以及惯例决定。理性行动又包括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两种。价值合理性行动指的是以固有的价值为目的的行动，而不管这个目的是否会取得成就，对于价值的追求就是其终极目标。工具合理性行动的目标则是最大化地追求利润，而不管这样做产生的后果，利润本身即为目的。新教伦理催生了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致使资本主义大行其道。而在中国却一直没有产生类似于“新教伦理”的东西，这样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社会经受了更大的张力，以至失范、失向。所以在此逻辑上，中国的市场经济根基不稳，不免走形，表现出来就是破坏起公共产品来更加肆无忌惮。 　　中国的水污染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工业对河水的污染速度和工业发展速度一样惊人。以《次生焦虑》中所举许村为例，历史上村民一直饮用河水，在河里淘米洗菜洗衣服，在河里游泳洗澡。20世纪90年代初，河水出现异味、怪味。到1994年，河水不能饮用，河中所产的鱼虾有怪味、异味。1996年河水完全无法饮用，村民用井水，1999年接通自来水。以前河水是公共产品，现在则俨然成为公共灾难。 　　市场经济和工业化不仅破坏了河湖水域，而且还影响了村民的态度行为与价值。在传统社会当中，村民对于河湖的利用有着不成文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