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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力量对地方法治推动作用 　　【摘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近年来，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决策事件中，公众以越来越主动、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公共生活的实践中。本文通过分析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事件，探讨公众、媒体等社会力量对政府决策所产生的影响，认为社会力量对政府公共决策在客观上起到了规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推动了地方法治发展进程的作用。 　　【关键词】公众参与；公共权力；地方法治 　　近年来，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涉及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的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公众普遍的参与意识也开始觉醒，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加入到公共事件的讨论中。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事件从其发生到现在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在民众和媒体的质疑下，随着事态的发展，此事也逐渐成为一个全国瞩目的公共决策事件。虽然政府在公众的积极推动和媒体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暂时取消垃圾焚烧厂选址定在大石镇会江村的决定，并最终在2012年7月10日揭盅：广州市番禺区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初步确定选址为番禺大岗。但有关该事件的争议却还远远没有结束，留下了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到底政府为何一改之前强硬的态度，而最终考虑公众的建议以及公众、媒体和政府这三方进行了怎样的角逐，而该事件对政府决策和地方法治的推进又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和启发，这是本文将竭力探讨的问题。 　　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始末 　　2009年9月，随着广州媒体对垃圾焚烧发电厂开始连篇累牍的报道，广州市番禺区计划在大石镇会江村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消息，开始引起周边30万居民的强烈争议。 　　2009年10月30日，番禺市政园林局就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召开了通报会，与会的专家也对垃圾焚烧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园林局还保证会公正、科学、严谨和全面地对本项目进行环评。但是，专家的意见和市政园林局的表态并未取得民众的信任。[1] 　　2009年12月20日，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在与丽江花园业主座谈会上表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停止。至此，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也暂时告一段落。 　　沉寂两年多后，番禺区政府再次向公众抛出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议题。就在2011年4月12日，番禺区政府公布了垃圾焚烧发电厂五个备选地址：东涌、榄核、沙湾、大岗和大石。 　　2011年8月15日，“五选一”方案又变身为“四选一”，沙湾备选点因垃圾厂选址不宜靠近水源这一迟迟未予考虑的浅显因素而被排除，剩下可供选择的厂址变成了4个——东涌、榄核、大岗和大石。[2] 　　时隔一年之后，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终于在2012年7月10日揭盅：广州市番禺区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初步确定选址为番禺大岗，备选点为东涌镇三沙和大石会江，将于2014年底建成试运行。至此，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已经持续了三年时间，终于尘埃落定。 　　公众、媒体、政府之间的博弈 　　在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中，公众、政府等力量之间进行了持久的角逐和博弈，公众的参与、媒体的推动以及政府的应对，对事件的解决均具有关键性作用。 　　公众力量的表现：对生命健康权、知情权的捍卫。番禺将在大石镇会江村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决定，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原因之一是居民担心垃圾焚烧所产生的有毒气体会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并有致癌的危险，而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据有关报告显示，垃圾焚烧过程中所产生的二■英，具有强致癌性。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垃圾焚烧对人体所产生的危害，2009年10月18日，附近的居民代表赶到白云区的太和镇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考察。据《中国新闻周刊》的调查显示：2005年至2009年4年间，该垃圾发电厂所在地永兴村因癌症死去的村民多达42人，是1989年至2005年15年里因癌症死亡的9名村民的将近5倍。[3]在接下来的几天，包括负责环评的华南环科所、番禺区政府都留下了业主们的足迹，这一系列的举动，无不显示出番禺公众捍卫自己生命健康权的决心和毅力。 　　番禺事件中，被忽视的还有公民的知情权。对于要在自己家门前建立垃圾焚烧厂，直到即将动工时番禺公众才知晓，有关部门并没有将整个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论证、申请、招标告知该事件的直接利益相关方：番禺居民。后来有公众主动联系媒体，提供相关素材，曝光了一连串有关事件的信息，如番禺垃圾选址程序存在缺陷、选址周围是人口密集的居住地区、垃圾焚烧背后的相关利益集团等，使得社会各界对事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也更加倾向于番禺公众的立场。此外，公众通过理性组织社会活动等手段影响解决方案的出台，如组织公众参与民意调查，与有关领导进行理性对话。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市民始终保持理性，无任何破坏活动，也无需执法机构的介入。 　　媒体的舆论支持。媒体的监督，实际上也是公众的监督。在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事件中，媒体的舆论监督起到了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