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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核心伦理价值 　　一、合公益性 　　 　　利益既是社会分层的原因，也是社会整合的基础。因此，现代政党执政的首要政治伦理价值目标就在于寻求社会不同利益之间的交叉点，明确自身执政所要服务的公共利益。执政党只有做到合公益性，执政合法性才能得到提升，执政基础才能更加稳固，执政能力才能得以增强。 　　 　　1.合公益性：现代政党执政应具有的伦理价值 　　西方政党政治的历史表明，凡是执政后背弃竞选时服务公益承诺而只趋向于追逐一党私益的政党都将因失去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下台。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出现了由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政权。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者完全抛弃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施政纲领，对公共利益漠然视之，转而不遗余力地追求政党私益的最大化，最终其政治统治因失去民意基础而垮台。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公益性成为其连续稳固执政的首要政治伦理基础。 　　伟大的社会契约论者卢梭认为：“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也就是转让给一个公共意志。”卢梭此处所讲的公共意志便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国家，但卢梭的“公意”学说在人类建设新秩序的过程中却曾被歪曲地利用和错误性地解读。前者如20世纪的极权主义，以公共利益之名行私人利益之实，以少数人的专断意志充当公共意志；后者如民主社会中的“多数人”原则，多数人意志被用来代表公共意志，简单的量的概念取代了质的本质性规定，并作为民主社会运行的基础。 　　黑格尔则从近代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的根本性转变之维度，看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内在一致性，从而认识到国家与市民社会是相互促进的。黑格尔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的活动越出了家庭之外，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以自我利益也即自我需要的满足为根本原则，市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需要的体系”，而且也是一个伦理实体，具有伦理精神。在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受个人的特殊利益所调节的。国家是普遍利益的体现与化身，是以普遍利益为其目的的。是公共的事物，是受到公共之善的正义所规范的。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尽管由于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有其局限性，但仍远远超过社会契约论者的学说，因为他看到了国家在代表与维护公共利益层面的积极意义。正是在政治社会中，人们普遍的利益才有得以实现的可能。对于我们而言，最好的国家是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公共利益是现代国家存在的惟一理据。 　　 　　2.合公益性：现代国家存在的惟一理据 　　何为公共利益，经济学家将其定义为不能排他性地应用的利益。公共利益构筑了现代公共行政的坚实的基础。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创造公共利益。因为我们有着不同的信仰、种族、利益、观点和职业等，社会确实是一个有着冲突与差异的人类共同体，所以在寻求公共利益中，政府应在保持个性的基础上努力寻求多样性的统一并达成共识，经过公共的讨论以达到求同存异的目的。 　　现代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政党政治，在这种政治模式中，政党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也是政府幕后真正的领导者。如果说政府要有服务公益的价值取向，那么作为执政党就更应具备这一伦理精神。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通过历史的考察我们可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政党就是在适应利益整合的过程中产生的。政党成为沟通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中介与桥梁。政党政治最大的功能就是通过整合民众的意志，并将其作用于国家，形成公共政策，以实现公共利益并整合不同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因此，执政党就必须坚持以合公益性为首要政治伦理价值目标，在公正的社会秩序与制度中，平等地对待各种合理利益的要求，形成利益的合理表达，利用政策的制订与执行来平衡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矛盾凸显期”，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等均极不平衡，利益差别的增大给社会稳定带来了极高的风险。因此，我党面临着更为艰巨的社会利益整合任务，必须通过建立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社会制度形成公共利益以满足不同利益要求，寻求不同利益主体的共识，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全心全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合公益性是我党执政必须具备的合法性基础，无论是毛泽东所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原则，还是邓小平所创造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其核心理论都是要以人民利益为基础，而当前我们主要就是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不断增强我党执政的合公益性。执政党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协调者，只有不断提高利益协调能力，把社会各阶层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整合到自己的理论纲领和方针政策当中去，依法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使执政合法性得以提升，执政基础得以稳固，执政能力得以增强。这也正是合公益性成为现代政党执政的首要政治伦理基础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