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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发愤著书”说生成原因 　　摘 要： “发愤著书”说是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其产生和发展不仅和其扎根的文学土壤直接相关，而且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 　　关键词： “发愤著书”说 文学创作 生成原因 　　“发愤著书”说是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在孔子的“诗可以怨”和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的基础上由司马迁正式提出。司马迁之后，各朝代文论家都有相关论述，如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柳宗元的“感激愤悱”说、欧阳修“穷而后工”说、陆游的“愤郁中不平”说、清代归庄的“两不幸”说、金圣叹的“怨毒著书”说等。“发愤著书”说之所以产生、流行和发展，不仅与古代文学史上“愤怨忧伤”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而且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 　　一、创作：“发愤著书”说生成的文学土壤 　　“发愤著书”说是对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文学创作是其产生的基本前提，“发愤著书”说之所以产生发展，绵延古今，关键在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愤怨忧伤”创作的大量存在。对于“愤怨忧伤”的作品，陆晓光教授在《“穷而后工”：对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的考查与反思》一文中曾作过统计。统计表明，先秦《诗经》中54%的作品都可以不同程度地说是“怨愤忧伤之作”，而两汉和魏晋六朝作品中“愤怨忧伤”之作则分别高达82%和67%。陆晓光教授对清代朱彝尊的《词综》的调查也发现，《词综》共辑录词有2252首，其中怨愤愁思之作就有1710首，百分比高达76%。以上统计对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作品来说，当然是很不完全的，但足以说明古代“怨愤忧伤”的作品数量相当惊人。 　　理论来源于实践，正由于中国古代大量“怨愤忧伤”的作品存在，作家、文论家在总结他人或自己创作经验时提出了“发愤著书”命题。如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提出，就是对西伯、仲尼、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等人的“意有所郁结，不能得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的创作经验的总结。司马迁所论虽不全是文学创作，很多都是哲学理论或史学著述，但所体现的原理是一致的。白居易“愤忧怨伤”的提出，则是对文学史上“愤怨忧伤”之作的直接总结。其《序洛诗》云：“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雅》之后，苏、李以还，次及鲍、谢徒，迄于李、杜辈，其间词人，闻知者累百，诗章流传者巨万。……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今古，计八九焉。世所谓文人多数奇，诗人尤命薄，于斯见矣。”其后如金圣叹“怨毒著书”说、张竹坡“泄愤”说、蒲松龄“孤愤”说的提出，则分别是对《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等“发愤”而作的创作经验总结。总之，“发愤著书”的产生和发展，首先与古代文学史上“愤怨忧伤”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若无古代文学史上大量的“发愤”作品，很难想象会有“发愤著书”说的代代流传和发展。 　　二、“发愤著书”说生成的社会现实原因 　　“发愤著书”说生成的又一原因是作家的不幸遭遇。中国古代文人的不幸遭遇，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从表面上看，中国古代大多数统治者都标榜“文治”，推崇儒学，以至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似乎中国古代文人的地位高、命运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古代文人要实现其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首先得通过统治者的选官制度。然而，一方面由于封建选官制度录取人数的有限，只是少数或极少数能够入选。另一方面由于政治腐败现象代代不绝，中国古代文人不仅多数面临落选的命运，被排斥在统治集团的大门之外。即使侥幸进入仕途的古代文人，也不一定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很多反而遭受无端的打击和迫害，如屈原、司马迁、鲍照、陈子昂、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汤显祖，等等，由此造成了大多数古代文人的不幸命运。陆晓光教授曾对中国古代作家不幸（先秦至宋金）命运进行统计（统计根据的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历代作家小传》上中两册所载自先秦至宋金约226名作家简历），该统计表明，在古代文学家中，其遭遇不幸者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在226名作家中，生活贫苦清寒者占25%，每四人中有一人；被贬官、罢谪、革职及被迫弃官者占46%，将近总数的一半，而每个人又往往不止一次地经历这种遭遇；下狱、获罪及战乱中被俘者占20%，平均每五人中有一人；被杀或自杀者平均每七人中有一人；科举不第、仕途不遇及诸如其他不幸遭遇者占35%，至少每三人中有一人；有过某种不幸者则高达到88%。 　　明清时期，由于科举考试制度的腐败及文字狱的大肆兴起，文人的不幸遭遇较前代更加严重。如吴承恩“屡试不第”；戏剧家汤显祖曾因不附权贵而不中进士，也因不附权贵而被罢官；蒲松龄十九岁时连中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一时，此后却屡战屡败，直至六十岁才罢手科举，“一生坎坷，历尽贫穷困顿”；吴敬梓“父死，家难，科举失意”，“卖文为生，穷困潦倒”。至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更是由于经历了“一把辛酸泪”的凄苦生活才创作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