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背景下“南京大屠杀”三种叙事及国家形象建构.docVIP

跨文化背景下“南京大屠杀”三种叙事及国家形象建构 　　摘 要：“南京大屠杀”的跨文化叙述，就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处理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文化经验，也是民族国家借助本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塑造、展示自我形象的重要契机。目前出现了“正史”、“艺术”与“商业化”等三种叙事模式，但均缺乏本民族文化价值的阐释与立场，失去了从文化传统的深处表达民族灾难的思想力度。在遭遇他族入侵、惨遭杀戮的重大灾难面前，强调内部同一性的民族主义在凝聚人心、提振精神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这种民族国家意志的正当性、合理性不仅存在于叙述的影像世界，对于正处于“本土全球化”阶段、文化竞争激烈的当下，也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电影艺术；“南京大屠杀”；三种叙述模式；跨文化；民族主义；国家形象；建构 　　中图分类号：J90-05 文献标识码：A 　　与普通题材相比，构建国家形象所需的素材往往与国族政治相关，其中，民族存亡、浩劫、危机的灾难性事件，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以回溯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为契机，重述民族的生存危机、释放民族巨大悲痛，有效凝聚起国内民众的意志，表达特有的民族情感，形成利益高度一致的共同体。不仅如此，民族国家的灾难及其影响已经难以局限在国内，难以避免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因此，对本民族灾难性事件的叙述，即是在世界舞台上表达民族国家特有的集体意志、政治观与价值观，展示、传播国家形象；并因其灾难性，更易于激发国际舆论人道主义的支持，被其他国家接受与认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最适合构建国家形象的素材之一。它具有宏大而高阶的全球性平台，如“二战”反法西斯的背景，类似的集体暴力与种族灾难，以及本身的多国性特征，曾经吸引了西方国家的关注。①到目前为止，国内电影出现三种各具特点的叙事模式，以吴子牛执导的《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正史叙事模式，以陆川执导的《南京！南京！》为代表的文艺片模式，还有张艺谋新近的《金陵十三钗》的商业化叙事模式。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无论何种模式叙述效果都差强人意，在跨文化传播中遭到来自不??层面的质疑，内外效果差异甚大。我们认为，本民族灾难的叙述未能展示出一个健康、理性的国家形象，反而被认为是虚假的对外宣传，矫揉造作的情节剧，个中原因固然复杂，但客观地说，这与我们对这一题材的叙述缺陷密切相关。 　　一、政治、文化与经济：“南京大屠杀”的三种叙事模式 　　毋庸讳言，虽然国内政府与社会群体、民间组织对“南京大屠杀”周年都有规模不一的纪念、宣传，但这种社会仪式与活动大多停留在例行公事的层面上，大众传媒（包括电影等叙事媒介）的重视程度、持久程度均远远不够，这导致整个话题在国际上缺乏传播力。有学者指出：“整个‘冷战’时期，南京大屠杀是区域性话题，基本没有走出国门，至多也只是中日双边关系的议题。大屠杀被看作具体的历史事件，不具有哲学意义，无法提高到人类生存境遇和普遍经验的高度。”而在“冷战”之后，“南京大屠杀”在西方世界上依然处于失语状态。② 　　事实上，国内电影不乏对“南京大屠杀”的叙述。1987年罗冠群执导的《屠城血证》和吴子牛1995年拍摄的《南京大屠杀》代表了一种依据正史的叙述模式，坚守民族国家的特定立场，凝聚成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如出现中日组合的夫妻/恋人、台湾被征召入伍的日本士兵），严厉鞭挞日本军国主义非人的暴行、残忍，突出国人过去所遭受的灭顶之灾：他者的妖魔化和我族的凄惨形成强烈比照。然而，这种叙述局限于义愤的民族情感上，简单地理解这场灾难，缺乏直逼人性的力度。影片虽然叙述了相关的历史，但很难以探知灾难发生的深层原因。如吴子牛把南京大屠杀之所以发生，归因于躲避负责安排难民饮食理由（“找筷子”），显然过于轻率，难以让人信服。但重要的是，电影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是在一个值得认同、理解的叙事者引导下，想象地经历故事虚构的情境。它强调叙述的特殊性、体验性。《南京大屠杀》里，医生一家（秦汉扮演）和老师（刘若英扮演）和观众之间并未建立起深刻的认同，其悲欢离合流于视觉表面。概言之，“正史”叙事模式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强调民族灾难中的集体形象，于是，镜头对准散落的人群，难以真正聚焦具体人物，深入复杂的内心世界。影片以历史资料为中心，试图全景式叙述“南京大屠杀”，放弃了虚构的艺术特权。 　　之所以把《南京！南京！》作为第二种叙述模式，是因为陆川在叙述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历史资料的图解，也不是非人的政治批判，而是站在超越阶级性、民族性的人性的角度上进行了艺术化叙述，体现在如下几点：①在塑造人物方面，有意地跨越中日民族界限，以日本军人角川为视角，探索南京大屠杀对人性的摧毁。影片在中日民族之间平均用力，一方面大量的中国人毫无抵抗地被屠杀，另一方面，角川等在紧张、惶恐中度日，导演意欲表达“日军在战争中也付出了很多代价，可这个想法让我成为了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