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媒介恐慌.docVIP

风险社会中媒介恐慌 　　风险社会的焦虑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社会》中预言，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迫使人类逐渐走向越来越不安全的风险社会，其中时刻并到处充满着危机、恐慌与焦虑。他认为，风险社会的危险的核心概念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危险的社会爆发。风险只是焦虑的第一步，随着风险演变为危机，焦虑也从个体延伸到国家层面，形成“恐惧、恐慌与恐怖”。对个人而言是恐惧，对群体而言是恐慌，而对政权而言则是恐怖。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在《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中，用关于得克萨斯民意调查的案例指出了大众传媒在危机制造中的作用。得克萨斯民意调查的问题是：公众认为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在1992年的调查中，只有2%的人提及犯罪，到1993年秋天，15%的人提及犯罪，而到了1994年上半年，三分之一的得克萨斯受访人提及犯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公众的关注上升到极高程度时，现实犯罪的统计数字却表明同期犯罪率实际在下降。那么，被调查的公众为什么会对实际减少的犯罪不断提高其关注程度呢？答案是，新闻媒介的犯罪报道。 　　这可以溯源到美国早期新闻传播学者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所阐述的“拟态环境”，他指出，人们通过媒介获得信息来建立对身边环境的认知。1914年，在某个远离大陆的小岛上，英法德三国居民在战争消息到达之前，还和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并不知道彼此已经在六个星期之前成为敌人。在媒介愈加发达的今天，公众对世界的认知已经越来越依赖媒介信息，而大众传媒最适合传播的信息之一就包括了恐慌信息。《纽约时报》曾指出，媒体更擅长制造恐慌。和麦库姆斯的研究结论类似，《欧洲犯罪学期刊》一项来自德国的调查也得出媒介制造了不必要恐慌的结论。德国警署的犯罪记录表明，从1995年以来，10年间德国的犯罪行为一直在减少。但一项对公众的调查却表明，公众相信或假设认为，犯罪行为增加了。进一步的研究显示，看电视的方式与相信犯罪行为增加有相关关系，电视广播传播的包括虚构的或是事实的犯罪内容，激发了受众对真实世界感知的偏向。 　　电视能够在观众中培植对犯罪的恐惧，不仅通过新闻报道，而且还包括了娱乐节目。传播学者格伯纳及其同事通过大量研究后发现，长期接触电视媒体的观众，容易产生一种 “邪恶世界综合症”：“长期看电视容易培养一种认为世界比较邪恶与危险的印象，因为电视中那些频繁出现的暴力行为几乎无法避免。”由于该研究针对的是电视受众，那么，网络时代长期运用网络传播并接触类似信息的人们是否也会产生类似的世界观，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考察论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媒体通过大量有关风险、危机、犯罪、暴力的报道，的确会给受众以“世界危险”的“拟态环境”，也的确容易导致受众心理的微妙变化。 　　风险面前媒体的责任与失语 　　对于个体的恐惧心理如何演变成群体的恐慌心态，大众心理学研究给出了答案。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公众因风险而产生的想象力，才是引起恐慌的关键。当年席卷欧洲的流行性感冒仅在巴黎一地便造成了5000人的死亡，但是由于这一事件是以每周发布的统计信息报道的，所以，事件对民众的想象力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相反，如果一次事件造成的死亡只有500人而不是5000人，但它是一天之内甚至瞬间发生于公众面前，可以被公众直观地感受到恐惧，那就会成为引人注目的事件。“譬如说是因为埃菲尔铁塔轰然倒塌，就会对群众的想象力产生重大影响”。而在交通安全中，勒庞认为，人们因为得不到相关的信息，以为一艘穿越大西洋的汽轮可能已在大洋中沉没，此事对群众想象力的影响持续了一周。但是官方统计表明，仅仅1894年一年，就有850条船和203艘汽轮失事。以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论，它们比那次大西洋航线上的失事严重得多，而群众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关心过这些接连不断的失事。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 　　勒庞所阐述的交通危机，在当代依然值得反思。著名的政治与外交专栏作家、记者安妮·艾博巴姆（Anne Applebaum）认为美国人民由于持续的焦虑，从而错误地计算了后9·11时代的风险。“2001年9月11日以后，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放弃了飞机作为交通工具而改开汽车，显然他们认为开汽车更加安全。但事实上，每年美国高速公路上的车祸死亡人数是4万人，这一年的数据两倍于过去40年来所有商业飞行事故中的死亡人数。另外一组数据显示，在恐怖袭击中身亡的可能性于2002年是九百万分之一，但同一年，于交通事故中死亡的可能性是七千分之一。由于采取了避免飞行的预防措施，许多的无辜者因此丧生”。那么，美国公众对商业航空的恐惧是如何形成的呢？美国学者格拉斯纳（Glassner）的《恐惧的文化——美国人为什么害怕错误的事物》对他认为的一些被美国政府和媒体过高估计的风险提出了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