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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近代人文教育：起源、理念及其内涵 梁展 　　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曾以“菲里斯丁”一词来讽刺维多利亚时代庸俗的中产阶级生活风格，在他看来，这个阶层固执地排斥“甜蜜与光明”，过着一种令人“鄙视和不自由的生活。”阿诺德坚持以贵族式的古典文学教育理想来审视维多利亚时代普遍的精神和文化状况，这标志着古典教育体制在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帝国的衰落局面。为此，阿诺德认为，“我们的文化目标是了解我们自身和这个世界，为了获取“批评人生”的手段，我们必须要了解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文学，即古典文学的学习应当服务于这样一种高尚的文化目标，“文学足以包含让我们了解自身和这个世界的材料”。阿诺德的上述贵族文化主张遭到了推崇进化论思想的哲学家赫胥黎的质疑。他认为，没有任何国家和个人能够处在领先世界的地位，假如其民众的知识储备当中缺少了物理科学的话。阿诺德争辩道,赫胥黎把文学狭隘地理解成了“美文学”，即诗歌、戏剧等等，认为单纯追求“美文学”就会导致勒南所说的“浅陋的人文主义”，没有实证科学的知识，人们便无法以批评态度来探求真理。在阿诺德看来，学习古典文学并非只是止于学习古典语言的词汇和文法，而更多是为了了解古希腊罗马人的品格，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才能，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了解我们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取什么价值，简言之，文学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自身和这个世界。同时，古典文学追根溯源的学习方法本身就是科学的，通过古典文学的学习，我们亦能够了解古希腊和罗马人对数学和自然的认识。针对主张削弱文学教育、加强自然科学教育的所谓“进步的朋友”，阿诺德强调保持文学教育在整个教育体制中的突出地位。他认为单纯进行自然科学教育会使人们忽视“人性养成”的问题。自然科学只是些零碎的知识，阿诺德说，而我们人类具有一种天然的欲望，要把这些零碎的知识与我们的行动感和美感联系起来，而这构成了生命的力量，自然科学不愿意也不能够满足人类这一天生的欲望，只有人文学术（humaneletters）能够做到这一点。 　　假如说在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与科学教育的冲突渐露端倪，那么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学文化与科学文化则分裂成了两个互不沟通的知识领域。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兼小说家C·P·斯诺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的讲演，其批评的矛头直指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生活和教育体制中日益明显的科学与文化相冲突的现象。具备教育战略思想的斯诺指出，当今西方社会分裂成了两极，“文学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后者尤其是指“物理学家”，人类知识的两极之间横亘着一条无法填补的鸿沟，分属两个阵营里的人们（特别是年青人）之间甚至相互怀有敌意和厌恶之情，他们彼此对对方产生了扭曲的印象，甚至在人类最容易沟通的情感方面，二者也找不到任何共同的基础。斯诺认为，文学与科学文化的分裂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损失，同时也是人类思想和创造力的损失——两种文化的交流和沟通是人类创造性的根本来源。就英国的情况来说，这种分裂源自传统教育所追求的专门化和英国社会形态不断走向僵化的趋势。造成这一状况的历史和政治原因在于，尽管英国的工业革命领先于其它欧洲国家，但文学知识分子们未能真正地关注和理解这场伟大的革命，反之，传统教育日渐脱离了工业革命的实际需求，片面地培养青年人从事管理工作，培养他们到印度从事殖民事业，或者从事使文化持久化的工作，却“从未能在任何情况下培养他们去理解或置身于工业革命当中去，这一教育方针导致英国没有能够及时培养出大批适应工业革命需要的实用人才，而在同期的德国，虽然其工业革命落后于英国，但他们能够抓住时机从普通民众当中培育出了许许多多技术人才。与生活在70年前的阿诺德不同，斯诺面临的问题是英国在未来科学革命中如何才能够领先于其它国家的问题，他为英国教育改革开出的方子自然是偏向科学文化教育的。难怪他的教育战略主张会招致当时的大批评家李维斯的谩骂，后者严厉地指责斯诺完全忽视了文学、历史、文明史和工业革命所包含的人文意义，作为一个小说家，李维斯讥讽道，“他对文学创作完全一窍不通”。 　　诚如斯诺所言，邦国林立的政治现实延缓了德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但与英国相比，德国的教育革命却遥遥领先于欧洲其它国家。19世纪初，第三次拿破仑战争的失败使普鲁士丧失了半壁江山，从而沦为一个欧洲弱国。作为结束战争的条件，哈勒大学被法国占领军关闭，原本在那里执教的施莱尔马赫不得不来到柏林。然而，普鲁士国家并不甘于战败与落后的现状，她亟须在柏林创办一所新式的大学，其目标在于继续保持在“高尚的人文教育”方面领先于德意志诸邦的地位，借此增强自身的国力，“以期与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德意志国家保持一种活生生的联系”。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施尔莱马赫随即投入到了由威廉·封·洪堡领导的柏林大学的创建工作当中。在教育史和哲学家鲍尔生看来，新创建的柏林大学因此承载着普鲁士国家的历史和民族使命。用普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