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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语文教学生涯 白荣敏 弓人之子常为弓。在我们农村，几代人已把那一亩三分地翻了又翻。可父亲拧着劲儿让我上学，我终于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师专生，跳出了“农”门。于是,弓人之子不为弓，农家孩子去做了教书匠。 张中行先生说职业：“如果环境容许选择，那就有如到餐厅点菜，应该点自己喜欢吃的。”通过努力，我进了餐厅，点了我喜欢吃的。这道菜用“教师”（职业）加“中文”（专业）炒成，熟了后唤作“中学语文老师”。 竟然是回母校教书，在一个海滨小镇。 小镇地势逼仄，学校在半山腰，房子不多，树多，校园曲径通幽。学校分给我一个9平方米的小房间。在一层，窗外一通道，连接教学楼与小食铺，淘气的学生经过，往窗户里塞水果皮、糖果纸，原因是通道有卫生检查，而老师的房间没有。秋高气爽，冬寒风燥，相安无事。翌年春天，地板返潮，如馋家伙的口水，生生不息。怎么办？买两张草席当“地毯”，下垫一层塑料薄膜，防潮问题得以解决。此举的直接受益者为师专毕业时带回来的两架图书，老子和孔子、周树人和周作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古今中外先贤大师们得以在我的房间里安心快乐地呆着，而不会有患风湿病的烦忧。 快乐是一种心情，难以定义。至少不要像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进而敌视甚至挑战自然和天命；这样就好些，我相信以苦作乐便是积极人生的常态。学校年轻教师多，一人一月百来元工资，以校为家，充实自在。那时还没有找到女朋友，大量的时间就着啤酒读书，感觉两年制的师范专科太短暂，读书渐入佳境时，就要离开了。于是到了教书的单位，不愿意“踩刹车”。这读书的惯性恰好影响了自己的学生，大抵学生们觉得语文老师爱读书，不会面目可憎，可以信赖，可以亲敬一些。那时的农村学校，没有图书室，久而久之，爱读书的同学们便自由出入我的房间，还两本书来，再借两本书去。我没想到，这喜欢读闲书的氛围和效用，直接使我所教的语文学科的成绩受益。孩子们学习基础差（基础好的被中专和城里的中学割了几茬去了），但几年下来，语文课的成绩都补了上去了；而且，在他们高中毕业时，许多人选择了大学中文系继续他们的学业。这“歪打正着”的快乐语文“教学法”，我也是离开教学岗位许多年后才从当年的学生们身上看出来。前些天还有一位在中学教语文的学生跟我说：“老师，我初中时很喜欢生物的，高中语文被你教了三年，最终选择了中文！” 此言让我暗自欣慰：我曾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有学者曾言，人们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经常提到，精神上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往往是语文老师，特别是中学语文老师。这是有道理的。 钱钟书先生说，有学问能教好书，只说明你有学问罢了，没学问而能教好书，这就是本事了。当年初上讲台，先不说有还是没有学问，看着黑压压一片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男男女女，目光全粘在你的脸上，就紧张地说不出话来。还好，年轻人的心相通，不久就交起了朋友，关系一融洽，他们原谅了我的不足。跟学生交朋友，其实颇符合教育学原理，按教师的行话，叫做“与学生打成一片”。能做到这一点，也算是“没学问而能教好书”的一种本事吧。我常以已经去世的母校语文科施老师勉励自己。记忆里，他从不大声呵斥，与我们平等相处，尊重我们的人格，乐于写“下水”文章，在课堂上一起分享师生的习作，培养我们学习语文的兴趣，获得了我们的尊敬。教书以后，我深深地懂得，要做到这一点很难。施老师去世时未及而立，少年心事，人生宏图化作一缕青烟飘入茫茫时空，惟余一张和善的笑脸铭刻在我的心中，我想，这张和善的笑脸就是教师洁白灵魂的象征。 祸福相依，利弊相生，是生活的辩证法。农村中学，对升学率没有很高的期望，就给教师的自由发挥留下余地。我少了一些分数评比的压力，就有机会多给学生一点“人文关怀”，讲一些诗经中的爱情、梁实秋的幽默，来一点三味书屋的读书法，或者干脆就到野外上作文课。本人是“应试教育”挤压下的产物，早厌烦了段落划分一二三和文章做法abc之类的教法。在这一点上我体谅学生，同时为不违心而感到庆幸。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激发和培育学生潜在的创造力和美好的人性因子，而语文课（或是语文科）是最好的途径和载体。或许是为了应试，我们善于把一篇那么美的文章进行支解，用碎片的方式教给学生一些知识点，以为这就是学语文的捷径，结果令学生课堂上昏昏欲睡，课外依样画葫芦地读文章又索然无味。鲁迅先生说：“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幸福。”学生纯洁的心灵和思想家高尚的理想都值得我们珍视。 钱理群先生曾对应试教育体制下的语文教学法做过批判，他说，课文成了“知识树”上的某个“知识点”的例证，课文的内在人文精神被阉割成一个个烦琐的知识点，所谓思想教育也变成要学生去背诵几条机械的“主题思想”，这样的教育不会对学生的精神产生实际的影响，反而对学生的思维方式、情感、心理……产生负面的作用。所幸我只教了近5年的书，不然我最终也会陷入教学的苦恼，在升学的压力面前，我们还能怎么办！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