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个性.doc

全球化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个性 首先，我感谢宋建明副院长为我主持今天的讲座，也要感谢高天民先生为我具体安排了这次讲座。说实在的，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交流，发表我的一些观点，传播一些“谬论”，我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我也曾是美院的人，现在虽然在浙大，但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今天我要讲的“全球化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个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里涉及到我们一个根本的文化理论和文化立场的问题。或者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主义和国族主义，英特纳雄奈尔和纳雄奈尔的关系问题。应该说，“全球化”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口号，到处都可以听到。“全球化”似乎成了一个“时代潮流”，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在经济界，“全球化”已是天经地义。在文化艺术界，也有一股不小的“全球化”倾向，具体说法是要“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这些现象让我感到忧虑。“全球化”了，是否有必要坚持自己民族的文化个性？“全球化”是否意味着全人类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法律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全球一体化”？这种人类文化的“大同”是一件好事还是一种野蛮？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大家深思。我以为，之所以“全球化”口号能够在中国畅行，是因为现代中国人心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世界主义”情结。中国人心目中始终存在一种“世界文明”的憧憬，全人类普世进入一种美好的大同世界。而实际上，这种世界主义是西方 “进步论”的特征之一，究其实是一种伪世界主义。因为“进步论”是以物质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个社会文化的先进与落后。“进步论”认定西方文化是最先进的，全世界其他文化都要向西方文化“进步”。这种世界主义掩盖的是西方文化中心论。我在最近一本书《野火西风全球化》的扉页慨然写道：“世界主义啊，多少罪过假汝之名而行！”这是因为这种“西方中心”的伪世界主义，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的文化自卑感，使中国人忽视自己的文化价值，让中国人眼睛只盯着西方，把西方的东西都看作是“世界”的，“全人类”的，放之四海而皆准，而看不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事实上，物质生产力水平固然有高低之分，但文化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并无“先进”“落后”之别。“全球化”只是中国人心目中这种世界主义的又一种说法而已。我以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更应该坚持自己的文化个性。人类各文化不应该也不可能全球“同一化”。人类各文化间存在深刻的差异性。这些差异不会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活动表面的“全球化”而消失，相反将长期存在。我赞同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观点，他把人类各文化比作“田野里的花”，各种花颜色不一样，互相差异，各有特色。我觉得，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和地域有关，与一块土地有关。西语里“文化”（culture）一词，本义是“耕耘”“种植”的意思，与土地紧密相连。可以说，“文化”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它就具有很大的延续性。文化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不是像技术的升级换代。文化的演变要缓慢得多。所以，人类不同文化仍将长期呈现为多样差异。应该说，出国前我是一个激情的世界主义者。洛杉矶奥运会闭幕式上贝多芬《欢乐颂》讴歌人类大同的激动人心的旋律，长久回荡在我心头。但到法国后，我日益感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那种本质上的差异。两者在价值取向和表现形式上都不一样。对我的这种转变，有两个人起了关键作用。一个是梁漱溟先生，另一个是法国文化人类学宗师莱维－斯特劳斯。我是在法国读到梁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给了我巨大影响。在这本书里，梁漱溟先生提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一开始就价值取向不一样，怎么走也走不到一块去，而不是“进步”快慢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社会形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形态，在秦始皇以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长期处于一种“盘旋往复”的状态。这种社会形态用西方历史的概念，根本无法解释。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不存在“封建”社会，准确地说，是不存在西方式的“封建”形态。这对于我是一种振聋发聩的惊醒。梁先生认为世界上有三种主要文化形态：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是外向，征服型的，重物质；印度文化是内向，重精神；中国文化是既不太外向也不太内向，调和持中。三种文化互相差异。顺便说一下，梁漱溟先生没有读过大学，27岁就被蔡元培先生聘为北大教授。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是极其显见的。对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学者们的论述汗牛充栋。我这里只谈我的一些感觉。首先，西方文化里面有一个核心概念，一般叫“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我更愿意把它称作“唯人主义”。这种把人推倒宇宙的中心—“人类中心主义”，和社会的中心 —“个人中心主义”，是西方文化特有的。在人类中心主义意义上，西方人豪迈地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而中国人说“天人合一”。从个人中心主义的角度说，西方讲天赋人权，而中国讲社会协调的“人和”。西方是从个人出发，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