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docVIP

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 “历史科学所完成的研究成果, 总是掩盖着这一成果的过程的真相, 在这一点上,它似乎比任何其他已知学科都更加严重” ① 上引库恩的这段话决非危言耸听。它道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即大多数历史学家在进行自己专题研究的时候,并没有弄清楚他的研究程序是怎样来进行的,—所据以研究的前提是什么论据是怎样给定的过程是怎样展开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结论的客观性应如何评估等等。简单地说,历史研究是否具备科学性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 这个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似乎并不成其为问题,从事专门化研究的学者更不以为然然而,在西方,这个向题却已争论了一个多世纪历史学不是科学,并不意妹着历史学或真或假、或对或谬的问题,而是一个认识论命题。自汤因比以后,西方很少再有思辨的历史哲学著作向世,对历史思想的探讨彻底转到了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方面,即由对客体认识的兴趣转移到对主体认识的兴趣方面来,这决不是偶然的‘历史的科学性”这个命题在当代西方分析历史哲学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包含了对主体与客体的重新认识,也包括了对联系主体与客体桥梁的历史学过程的反思。 （一） 18、19世纪到处荡漾着科学的春风,神学的、虚妄的学说大有被清扫出门之势,客观主义支配了一切表现在历史领域,则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派在兰克看来,历史研究是一项神圣的工作,它使人们的灵魂净化通过深入历史,我们可以剥掉事物的外壳而接触到事物的本质和核心,这个核心便是“人格”,在行动、在受苦受难、在努力奋斗中显示出来的“人格”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昂扬在兰克的史学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兰克特别重视厉史中“人”的因素,他研究恺撒,以为就是和恺撒直接对话为此,他感到无比自豪兰克相信人类的理性足可以完全感知真实的过去他在编写《拉丁和条顿民族史》时说“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 ① 托马斯· S· 库恩《必要的张力· 序言》,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在汤因比后, 唯一可以称得上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一部书, 是魏格林的《历史巾的抉序》, 其第3卷于1957年完成, 但时隔17年之后, 即1974年第4卷完成时, 他已放弃了他腻来的写作计划, 即要揭示出西方历史的“意义” 那条线索。 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①一般说来,兰克对历史学的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他尽最大可能把研究过去同当时的感情分别开来,并描写事情的真实情况；第二,他建立了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的原则；第三,他按照权威资料的作者的品质、交往和获得知识的途径,通过与其他作家的证据对比,来分析权威资料,从而创立了实证的历史学。 兰克及其同时代人深信因为历史过程是客观的,所以只要我们以公允的、认真的态度,剔除“主体”情感的偏见,就能如实地再现历史, 做到“事情是怎样就怎样叙述。”这是实证主义史学的信念。所以,兰克的同时代人、德国法学家胡卡就宣称研究历史不是要“阐明”法则,而是要发现“法则”,自然法则必然要让位给历史法则胡卡对历史是何等的自信怪不得历史学家古奇说“18世纪受哲学概念的支配，而19世纪则受历史概念的支配”②兰克研究历史是为了同古人对话,去会见往日的英雄豪杰,重组过去的种种生活他考证史实,是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重新塑造旧的过去因此,兰克是把历史研究当作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使命、自己的追求。在他那里,并不存在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历史学是科学”,在他那里从来就是不证自明的因此, 作为一个真正献身于历史学的史学家,他应该受到所有人的尊重。至于后来的实证主义史学专注子琐碎考证,为事实而事实,抛弃了兰克史学中最本质的东西—历史中的人,则决非兰克的初衷,那只是职业历史学家之所为。 实证主义史学作为一个里程碑,在史学史上光耀照人但在历史与科学的争论中,实证主义的历史学从来就没有被认同为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科学。⑧ 就研究过程看,实证主义史学与科学研究似乎并无二致,都是搜集事实、找出关系,作出推论。但是,历史学中的“事实”与自然科学中的“事实”是全然不同的两码事。自然科学中的“事实”是“现时” 存在着的,而历史学中的“事实”却是“已逝”的,是我们的认识能力所无法感觉感知的,这是历史学这门学科最显著的特点因此,历史学就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过去”的历史事实。因此历史研究也只有采取独特的研究方法—追忆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由于历史学的大前提—“已逝”的事 ② 乔治· 皮博迪· 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商务印书1989年, 第130页。 实—之“不可知性”与“不确定性”,使我们不能不对实证主义史学所谓“历史是不需要作出解释的具体事实”、“让历史事实说话”之类的观念表示怀疑这种观念就象某人要证明桌子的存在便对它踢上一脚一样,或者就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