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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虑一致 殊途同归 [5]这些注解都符合孙子的原意，孙子认为于己不利，绝不轻易发动战争。“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能否获利、能否取胜是用兵的唯一原则，当将帅与国君意见不一致时，将帅不一定要服从国君的命令，而应该以能否取胜，是否合乎国家利益为开战的根本依据，“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地形篇》）这也正是基于“兵以利动”的功利主义原则。 　　在古代的军征中，因运输条件落后，后勤供应十分困难，常常出现粮草短缺的情况。孙子主张“掠乡分众”然后“悬权而动”（《军争篇》），这种做法尽管有悖于民本思想，但对于行军作战却是有合理性和可行性的。如果不是“随处掠之”，一切依靠本国后勤供应，那将是“因粮于敌”的数倍，这一点孙子有精确的计算和描述。孙子这种“利动利止”的思想与战争的性质及目的直接相关，是一种对战争的理性认识，为后世兵家所继承和发展。 　　孔子坚持道德的力量远胜于武力征伐，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理想而已。在现实中，孔子必然要面对和思考战争问题。孔子反对不义战争，在得知季氏将伐颛臾时，他坚决反对并严厉批评了季氏的家臣冉有和子路。但对于正义的战争，他又能给以肯定与支持。周敬王三十四年，齐国田常作乱欲以伐鲁。孔子号召弟子挺身而出，共赴国难：“夫鲁，坟墓所在，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