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新批判的贫困.docVIP

“儒家伦理新批判”的贫困 ?儒家伦理一向强调家庭和睦，父慈子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父亲作为一家之长的权威，但也没有给父亲的专制权威和毫无道理的暴戾以学理上的支持。相反，儒家一贯主张，当父亲有过错时，儿子应该劝谏其父。《论语?里仁》云：“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礼记?内则》云：“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间，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在此，儒家虽然强调儿子的劝谏方式应该柔声下气，即使父亲动粗施暴，也应起敬起孝，不生怨心；但是，儒家更为强调的是儿子有劝谏父亲迁善改过的义务，以至于以“挞之流血”为代价而不敢废弃谕父母于道义。孟子说“不孝有三”，通常只提“无后为大”，其实，据赵岐注，第一不孝即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可见孟子并不建议儿子毫无道理地屈从父亲。荀子在此方向更为激进，他说：“人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实际上，“以义谏亲”、“谕父母于道”是儒家孝道的题中应有之义，亦是儒家孝道的最高义；当父亲有过错而不加规谏使之改过迁善，这是陷父亲于不义，遗父亲于污名，这是大不孝。儒家岂能是父亲在家专横暴戾的思想文化之源?儒家岂能在学理上支持父亲对其妻女动粗施暴?这明显违背儒家的仁道原则和侧隐之心。反倒是，根据儒家孝道，邓教授作为“长子”没能履行其相应的规谏义务，以至于遗其父亲以暴虐之名，实为不孝。 　　诚然，类似的问题父亲在现代社会仍不少见。大文豪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对于此类问题父亲的产生，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原因，比如先天禀性、家庭教育、个人修养、个人经历、与妻子的情感、外在的压力等等，很难说它有一个儒家文化的“心理结构”在暗中支配；或许有人会说，如果这样的问题家庭和问题父亲很多，具有某种普遍性，这总跟儒家伦理有些关系吧。关于此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其一，没有受过儒学影响的人群，是否就没有类似的问题?显然，根据我们日常所看到的新闻报道，其他人群比如西方社会中的家庭暴力也并不鲜见。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家庭暴力具有某种普遍性而使之合法化或正当化，而是意在说明，把家庭暴力与儒家伦理联系在一起，根本的思路就走错了。其二，退一步讲，我们姑且假设中国的问题父亲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社会，我们也应该区分儒家伦理的真精神与变质的儒家伦理。毫无疑问，任何思想学说在其流传过程中，尤其是当它与政治意识形态结合后，都难免发生变质，儒家伦理亦不例外。我们并不否认戴震所批评的“以理杀人”的残酷现实，以及“五四”知识分子所批判的“吃人的礼教”的社会现实，因此，我们也不否认对“儒家”应该有所批判。然而，在我看来，对“儒家”之批判的第一步，首先是厘清儒家之真精神与变质的儒家，阐明儒家义理，从其内部进行批判，唯有如此，批判方能鞭辟入里，促使儒学转生。遗憾的是，邓教授虽然高调宣称：“我承认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儒家知识分子罢了!” (序言第11页)事实却是，他的“新批判”不但未能厘清真假儒家，反而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以至于其批判往往是他曲解或臆想的“儒家”，虽然洋洋洒洒几万字，却是无的放矢。 　　总之，以个人的经历和情结来评价儒家伦理，恰好证明了邓晓芒教授的“新批判”乃是基于纯粹的主观感受，而非他一再标榜的客观和理性。 　　二、“文化模式”比较的逻辑谬误 　　为树立自己为反儒斗士和中国启蒙运动之领袖的“思想家”形象，邓晓芒教授自认为其“新批判”与以往启蒙运动者对儒家的批判有着本质的区别，他说： 　　我对儒家伦理的批判，绝不可等同于以往的启蒙思想家对儒家的批判。应当说，以往的启蒙思想家们对儒家的批判，主要是从现实后果上和时代潮流的角度进行的批判，而少有从学理上进行认真分析，因而带有很强的情感色彩和鼓动性。我的批判固然也立足于当代中国现实，但我更加注重对儒家伦理原则的结构和来龙去脉的检讨。因为在我面前，有一个我数十年潜心研究的西方文化精神的参照系，我的中西文化的比较不只是笼统的各种观点和口号的比较，而是“文化模式”的比较，不是单纯的各种命题的价值选择，而是深入到两大文化体系的逻辑构成(序言第10～11页)。邓晓芒教授在此突出其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新”在于：(1)他对儒家伦理原则的结构和来龙去脉有所检讨，亦即他对儒学的理解比以往的启蒙者的理解更加深入；(2)他有一个数十年潜心研究的西方文化精神的参照系，亦即他对西方文化有深入的理解；(3)他的中西文化的比较是“文化模式”的比较。关于邓教授对他所批判的对象即“儒家伦理”及其批判赖于立足的参照系即“西方文化精神”的理解的程度和深度到底如何，笔者在《逻辑、理性与反讽》和《诬妄的批判》中已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