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独立学院制度合法性危机.docVIP

析独立学院制度合法性危机 (Jfirgen Habermas)认为：“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一项具体的国家政策或制度都有可能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如果不能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也会导致社会公众对这项制度的抵制。”Ⅲ独立学院制度合法性危机是指独立学院制度的价值选择失去正当性而未被民众服从、支持与承认。从一定意义上讲，亦可表述为独立学院制度的“认同危机”或“合法化资源供给”危机，具体表现为价值选择危机、公共性危机、程序性危机与有效性危机等。 　　一、价值选择危机 　　教育改革常常是政府及决策者价值观和政治观的反映，并体现在他们对效率、公平、自由等道德排序中。作为政策的资源或保障，“财政控制”策略蕴含于任何政策建议的提出。从本质上讲，独立学院办学模式是政府在承担的成本不断地攀升到超出政府财政可以承受的边界之际引入市场机制的产物。即把一种预算约束因素转化为独立学院政策本身所需要优先考虑的目标追求。因而，独立学院办学模式可以看作是受“新公共管理理论”影响下的一种政策选择。“与新公共管理相关联的术语是分权、市场化、顾客导向、绩效评估、灵活性等。然而在这些‘新鲜’术语背后，‘绩效’仍然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在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字典’里，‘绩效’的本质内涵就是‘花费更少，获取更多”’。这一理论下的市场化改革，实际关注的不是开放教育市场更多、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以及通过改革提高微观效率，而是集中在经营、创收等营利性环节上，以弥补由于政府投入的不足、学校扩张冲动和管理效率低下造成的资金匮乏。至于公平、自由与责任等价值诉求则不在考虑之列。 　　由于市场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本身所具有的缺陷，导致独立学院片面地追求物质利益，成为国家减轻财政负担的工具，使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学话语在独立学院相关决策中形成了一种“霸权”。“这种以功利原则为首的价值排序，以制度结果为导向，必然导致独立学院制度中正义价值的遮蔽，伦理的丧失，其道德合法性很难实现逻辑自洽，外化为一种僵化的规则系统，成为强迫的工具。”正如美国学者丹哈特(Robert B.Denhardt)所言：“单独地以效率为中心，我们将无法充分履行我们的民主责任。另一方面，工具理性下的行动将使我们很难去促进社会价值的表达，而只考虑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完成我们的既定目标。因此，纵然运作得十分有效率，但是，我们或许会发现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如果能够适当地加以了解的话)竟然和社会价值――也就是我们的价值――大相径庭。” 　　更严重的是，这种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的独立学院的运行可能产生负外部性，出现“政策失败”的后果。正如有学者认为：“享有本科办学资格的独立学院无法保证教育质量，公立大学可以拿到‘学费’提成，企业可以借用公立大学的品牌获得经济利益，学生可以从中拿到‘含水分’的文凭。对于社会来讲，则在很高成本的情况下，产生了‘劣质产品’”。 　　二、公共性危机 　　教育制度是教育决策主体为保护公民公共教育权利而制定的一系列对教育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性”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教育制度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内容的合法性。然而，由于不良风气影响，加之监管不严，决策主体可能抛弃伦理责任，违背法律和道德，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而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言，“虽然在理论上科层组织只是非人格的部门。但实际上它却形成了政府中的独立群体，拥有本身的利益、价值和权力基础。” 　　从考生的角度来看，对已被录取的考生而言，独立学院制度是一种“市场公平”。但是，由于独立学院普遍采取高收费政策，必然导致一部分上了“三本”分数线的考生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而只能选择上公办高职、专科。另一方面，一些学生却可以在高考成绩低30－50分情况下通过“捐资上学”或“机动指标”进入本科院校甚至重点大学接受“三本”层次的教育，造成富人上本科、受“好”教育，穷人上专科、受“差”教育的状况。有调研显示，在独立学院“辈出率”最高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为13.30，而辈出率最低的是农业劳动者阶层，仅为0.19，二者差距为70倍。很明显，像经理人员(其辈出率也较高。为5.09)和私营企业主等拥有较多经济资源的阶层子女，在独立学院中拥有更多的入学机会：公办高职中农业劳动者的辈出率为34.3，而私营企业主的辈出率仅为4.1，二者相差8倍：公办普通本科院校农业劳动者辈出率为29.6，私营企业主辈出率仅为3.2，二者相差近9倍。从绝对意义上讲，由于独立学院办学模式的出现，社会弱势群体(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人数没有减少，甚至还可能有所增加。但从相对意义上讲，农村孩子在独立学院生源中的比例远低于公办高校中的比例，独立学院绝大部分学生来源于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私营企业主和干部家庭。从这个意义上讲，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