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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韦伯与马克思 (私有财产)看作人之外的并且不依赖于人的存在物；对待财富的方式也“只应以外在方式来保存和维护”。一句话，财富是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存在。国民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扬弃了财富的对象性本质，揭示出财富的主体性本质。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 着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这句话极其深刻地揭示出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乃是对人的承认，确定的乃是“主体性”原则，即现代性的经济学话语。也就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给国民经济学一个十分荣耀的光环：启蒙国民经济学。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确定了自我意识原则，对现代性进行了哲学上的阐释；斯密则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确认了劳动原则，对现代性进行政治经济学的论证。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自我意识原则和劳动论题不过是现代性主体性原则的两种不同表述。那么，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加以说明的是，国民经济学之“劳动”不是特殊的、具体的劳动，而是“一般劳动”；它是在普遍性和抽象性意义上被理解的。重农学派也提及劳动，但他们眼中的劳动不过是与天地要素相结合的特定劳动，并且是作为“农业劳动”被承认的。只有到了国民经济学那里，劳动才作为“一般劳动”得到了原则高度的承认。那么，是否像国民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劳动价值论带来了“对人的承认”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中的“劳动”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劳动，一句话，是异化劳动。如此这般的劳动，实现着对人的彻底否定，由此马克思发出这样的感叹：“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正是这种异化劳动(私有财产、资本)成为世界历史性的普遍力量，实现着对人的奴役和统治。劳动，这一给国民经济学带来“启蒙王冠”的东西，最终恰恰是“敌视人”的。国民经济学以异化劳动为前提，但它从未澄清自己的前提并划清界限。如果说后国民经济学立场被标示为异化劳动批判和资本批判，那么国民经济学立场就归结为停留在异化劳动和资本之上。 　　国民经济学言说的乃是“异化劳动的规律”，停留在异化劳动和资本的辩护上。这一点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说，现代形而上学与现代性的“本质性一度”――异化劳动――也有着内在关联，这一点也不太容易察觉到了。下面，我们以黑格尔哲学为例试图给出相关说明。之所以以黑格尔哲学为切入点。原因在于黑格尔哲学不是现代形而上学之一种，而是现代形而上学之一切。我们的观点是：黑格尔哲学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是异化劳动的抽象的、思辨的表达方式。作为康德之后唯一真正研究过时代问题的哲学家，黑格尔意识到劳动已成为时代的主题。早在耶拿时期，黑格尔就把劳动规定为相对于自然的“否定性行为”，从而论证劳动的精神性特征。劳动是一种“理性活动”，一种“精神方式”。对于黑格尔的“劳动”主题，海德格尔曾说过：“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已预先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这就是通过作为主观性来体会的人把现实的东西对象化的过程。”卢卡奇、海德格尔以及哈贝马斯都曾指出，黑格尔以自己独特的思辨哲学方式论证了劳动成为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原则或规范基础。马克思也说过：“他(黑格尔――引者注)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然而，马克思的分析并没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揭示出黑格尔哲学的抽象、精神劳动就是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异化劳动。“他(黑格尔――引者注)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黑格尔将异化劳动领会为一般劳动，停留在对异化(异化劳动)的承认基础上。情况难道不是这样吗?不必说黑格尔没有将异化与对象化区分开来；同样不必说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未能看到它的消极方面；马克思下面的一句话就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提示：“把这个世界冒充为自己的真正的存在，恢复这个世界，假称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在这里，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昭然若揭。黑格尔将自己的劳动立场表述为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辩证法，由此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看作异化(外化)和外化的扬弃；但是，这种异化的扬弃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的真正的人的生活。”黑格尔通过“抽象劳动”辩证法确定的只是绝对精神的统治，理性的统治，或逻辑之于历史的绝对宰制性权力，实际上疏离了人的感性生活，放逐了人的诗意生命。“个人受抽象统治”，在黑格尔哲学那里，表现为精神统治和理性专制主义；在国民经济学这里，表述为异化劳动(货币、资本)的统治。这揭示了黑格尔哲学与国民经济学的内在贯通，亦即黑格尔哲学的国民经济学底色，因为“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