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周之际神权思想的演变.docVIP

论商周之际神权思想的演变 (《存》1?168)／帝不降大旱(《哲庵》177)／今三月帝令多雨(《前》3?18?5)／羽癸卯帝其令风(《乙》2452)／贞卯，帝弗其降祸十月(《佚》36)／白降祸(《前》4?39?1)／癸亥卜王贞，降祸(《甲》3827)／戊辰卜王，不其降(《上》30?2)／帝其作王祸――帝弗作王祸(《乙》1707，4861)可以说上帝与先公先王的权力无所不包，殷人对上帝与先公先王也是绝对信奉的。商王本身既是行政首领又是群巫之长，把世俗权力与宗教神权集于一人之手。而周人在通过武力取得天下以后，对殷人的神权统治思想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同时也对这种神权思想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敬天保民与天人合一观 　　在周人看来，人们祭祀上帝百神，先公先王，无论祭品是多么的丰盛，多么洁净，祭祀态度是多么的虔诚，表里是多么的如一，但是上帝百神，先公先王总是要考虑民众的愿望和民众的要求。这是一种崭新的世界观，也就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最富有特色的“天人合一’：观。周人就是用这种观点看法去评价人物、事件，并用来预测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云：“若天所启，其在嗣君乎!其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亲而事有序，其天所启也。有吴国者，必此君之子孙实终之。”这是吴国使者屈狐庸对赵文子所说的话。《左传?文公六年》记载，秦穆公死后，用子车氏阉息、仲行、针虎作为人殉，云：“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其篇还记载“君子”的评价说：“秦穆公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对此《诗经》有详细记载：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针虎。维此针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这是作者哀悼“三良”惨死，控诉以人殉葬的诗。《左传?僖公十九年》记载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邯子作为人牲去祭社，司马子鱼反对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体现了司马子鱼“以人为贵”的精神。“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值得注意的是臧武仲对鲁国用人牲的评论：《左传?昭公十年》记载：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郧，献俘，使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齐，闻之，曰：“周公其不飨鲁祭乎?周公飨义，鲁无义。《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佻。’佻之谓甚矣，而壹用之，将谁福哉?” 　　这完全与商代神权统治不同了。在人神分离、“绝天地通”的商代，上帝天神与民众互不往来，也永远不发生关系。上帝及殷^的祖先仅仅与自己的嫡子商王和王室贵族发生关系。而在周代，这种局面被打破了，民成了“神之主”，连祭祀也是为了人民一“祭把以为人也”，天神上帝要聆听民众的心愿和想法，民众也把愿望与祈求直接告诉上帝鬼神，这就是“天视自我民视”，这些都能从《左传》中得到反映。而且民众的愿望想法上帝鬼神也会听从，上帝鬼神就是一个公平无私，站在民众立场上为民办事的“至上神”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以人为牲的行为也就为上帝所不允许的，上帝鬼神也不会飨用。而这些事实反映了西周春秋以来人文精神的巨大进步，对以后的中国的宗教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从古代神权崇拜发展的历史轨迹看，从这时便步入了天人相互交流，天人相互感应的一个新时代，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中国古代哲学观念上的天人合一是“人是主体，天是客体”，这与西方哲学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有所不同。我国古代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主要谈的神人关系，也就是说周人认为天人之间思想相通，天人关系相互交融。一方面，天是按民众的愿望办事；另一方面，民众也应该按照天所要求的道德标准去做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所以天命是可以自己去度量而争取的，因为上天有道德的客观标准可作依据，那么“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人相互感应，天人已经融合为一，形成了与商人截然不同的一种神权观念。 　　二、祭祀制度的变化 　　随着神权思想的变化，祭祀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周代打破了把神权高度集中在王室手中的局面，神权崇拜的特点是与政治统治的方式相配合，祭祀天神、地柢、人鬼的权利像金字塔式的分掌于天子、诸侯、手中。因为周朝实行的是“亲亲尊尊”的政策，与周王的关系愈近，地位也就愈显赫。这在《左传》中的例子很多。 　　《左传?隐公五年》云：“九月，考仲子之宫，奖万焉。公问羽数于聚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左传?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