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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性司法视野下赔偿与量刑关系重构 　　摘 要：“赔偿从轻”是普遍的司法实践，但其因仅仅关注经济赔偿、脱离刑事和解的大框架而被诟病为“花钱买刑”。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赔偿与量刑的关系需要重构。赔偿从轻原则应当尽量创造犯罪人与被害人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应当以犯罪人充分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为前提、应当以修复犯罪人、被害人与社区之间破损的关系为内涵，司法机关同时应关注对被害人心理健康的修复。 　　关键词：赔偿从轻；量刑；重构；恢复性司法 　　 　　中图分类号：DF613文献标识码：A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是刑事诉讼法早就规定的制度，但2005年末关于东莞中院“赔钱减刑”做法的报道冲击了社会大众的神经［1］。自那时起，赔偿与量刑关系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时至今日，在刑事和解实践的框架下，赔偿与量刑的合理关系进一步成为研究的重点。然而，不可否认，赔偿与量刑的关系在实践中存在诸多误区，也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强烈质疑。有鉴于此，笔者拟从恢复性司法的角度讨论赔偿与量刑关系在司法实践中的异化，并提出重构的思路。 　　一、赔偿与量刑关系的司法实践 　　“民事赔偿则量刑从轻”其实早就是司法实践的惯例，并得到了司法解释的支持。早在1999年9月在济南召开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就提出，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社会矛盾激化而引发的刑事案件，特别是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如果被告人及其亲属积极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一般应当酌情从轻处罚。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事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明确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应该说，东莞中院的做法并非个案，而是实践中的通行做法，只是东莞中院成为媒体的标靶而已。尤其是刑事和解在全国广泛开展，赔偿已经成为重要的量刑情节。《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更是明确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对于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罪行轻重、谅解的原因以及认罪悔罪的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本来，这一良好制度无论是对于犯罪人还是被害人，抑或是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来说都是良好的制度实践，但不可否认的是，赔偿与量刑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脱离了刑事和解的大框架，存在诸多异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赔偿的价值。 　　严格地从法律上讲，赔偿成为从轻量刑情节的理由在于：赔偿表明犯罪人有悔罪认识，在认识到自己的罪行给被害人造成深切痛苦的基础上，通过积极赔偿表达自己内心的忏悔，从而表明犯罪人降低了人身危险性。但根据笔者的调查，在司法实践中，赔偿成为从轻量刑情节的理由却并不在于此，而是在于某些比较实际的理由：（1）缺乏强有力的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机制。如果犯罪人不主动积极赔偿，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往往无法执行，被害人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不仅在物质上还是心灵上都会受到第二次伤害。因而只有通过“赔偿从轻”这颗胡萝卜来鼓励犯罪人积极主动赔偿。（2）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近年基层司法机关的上访压力十分巨大。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但被害人及其家属往往对此不能理解，提出超越法律规定的赔偿额，如果得不到满足，常常可能引发各种上访、缠访风波。人民法院在实践中采取了将赔偿问题交由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自行协商，并以“赔偿从轻”这颗胡萝卜诱使犯罪人尽量满足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要求的做法，从而尽量“息诉”。 　　二、赔偿与量刑关系目前存在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赔偿从轻”原则的运用，根基是在缺乏刑事被害人保护机制与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执行机制。法官具有丰富的实践智慧，他认识到传统刑事司法体系的不足：对犯罪人惩罚过于严厉导致其抗拒民事赔偿；被害人量刑参与程度的不足导致其担心法院判决过于宽松。赔偿从轻原则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难题，但还必须认识到，这一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仍然存在诸多严重的弊端。 　　（一）犯罪人容易对被害人产生抗拒心理，难以彻底悔罪 　　犯罪人要走向自新之路，其前提是认识到自己对被害人及其家属造成了深切的痛苦。这种认识必须明确而又具体，才可能真正引发犯罪人的悔罪意识。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大多数犯罪人并不完全信奉犯罪的价值观，也不把自己看成是犯罪人，他们大多数人仍然具有传统的价值观和态度。因此，他们在实施犯罪的时候，就会面临犯罪行为与传统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学会了将犯罪行为合理化的技巧，通过这种技巧消除心理上的罪恶感，进行犯罪行为。这种技巧被学者总结为“中和技术”，主要包括：（1）否认责任。否认自己应当对犯罪行为负责；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环境的牺牲者；他们自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