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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菲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战争赔偿交涉探析 　　[摘要]在战后日菲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战争赔偿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难题。以旧金山和会为界，日菲赔偿问题分为两个阶段。和会前，美国掌握着日本赔偿政策的主导权。对于美国起初的拆迁赔偿政策，菲律宾表示支持。但随着冷战的加剧，美国关于日本赔偿政策转向减少甚至放弃赔偿，这遭到菲律宾的反对。出于战略考虑，美国转而提出“劳务赔偿”。和会后，日菲赔偿转入双边轨道。由于菲律宾国内的党派纷争，赔偿问题的解决成为对日和约批准的先决条件。经过漫长交涉，双方最终达成赔偿协定，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扫清了障碍。 　　[关键词]赔偿交涉，日本，菲律宾，正常化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2-13059-07 　　战争赔偿作为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的重大课题，现在虽不再是一个醒目的话题，但在受害国民间依稀能听到要求赔偿的声音。对于该问题，国内外学界虽不乏重要研究成果，但未见有专文就日菲赔偿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实际上，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当时美日菲三方对赔偿问题的考量，以及各自在该特定时期对外政策的某些特点。基于此，本文拟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日菲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战争赔偿问题略作探讨，以求教于学界。 　　一、美国关于日本赔偿政策的 　　转变与菲律宾的回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菲律宾人民经过斗争，于1946年7月4日获得独立。独立后的菲律宾面临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是恢复惨遭破坏的国家经济。据统计，战争中共有1111938名菲律宾人丧生，经济损失约16159247959比索，合80亿美元。如何恢复国家经济，实现国家重建? 　　在菲律宾当局看来，战后的国家重建，除了美国的援助，还寄希望于日本的战争赔偿。通过向日本索取大量赔偿，既可以一定程度上恢复国家经济，又可以消除日本发动战争的经济潜力，从而避免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此即当时菲律宾对日政策中所要实现的经济与安全目标。然目标的实现并非易事。由于美国掌握着对日政策的主导权，日菲律宾又奉行追随美国的对外政策，因此，其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的对日政策，尤其是赔偿政策。 　　起初，美国对日本执行了严厉的拆迁赔偿政策，如“鲍莱报告”：禁止日本生活水平超过其侵略过的亚洲国家，将日本的陆海军工厂、飞机、轴承工厂的全部，以及钢铁、机床、火力发电厂的约一半，作为赔偿设备予以拆除并运往中国、菲律宾以及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其他国家。美国的意图非常明显，一是要从根本上消除其军事上的敌人和经济上的对手；二是利用赔偿复兴日本周边的国家，以制约日本。对于该赔偿政策，菲律宾表示支持。远东委员会菲律宾代表罗慕洛认为拆迁赔偿是“积极和明确的美国赔偿政策的体现”，他希望“(这)只是第一步……总体上赔偿问题的最终解决将随后而至”。 　　然而，对日索赔计划未及实施，东亚局势便发生重大变化。1947年，随着内战局势对蒋介石政权日益不利，中国在美国战略布局上的地位急剧下降，把日本纳入其全球战略轨道，使之成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基地和“亚洲工厂”成为对日政策的重心。于是，美国对日政策开始从限制、打击转向扶植、复兴。体现在日本赔偿问题上，就是赔偿方案几经变动，由严厉向宽松、由实质性赔偿向象征性甚至放弃赔偿转化。1948年初，美国先后派出斯特赖克和约翰斯顿调查团赴日。经调查，它们均提出了大幅削减赔偿的方案。前者建议，缩小日本赔偿数额，除主要战争工业外，不要以赔偿的方式拆除日本的生产设备。后者提出，将私有军工企业和设施从拆迁赔偿范围中排除，国有军工企业如有助于日本经济的复兴应该留下；仅仅靠削减赔偿总额来促进日本经济复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给予其他扶植手段等。1949年5月12日，美国政府宣布停止拆迁赔偿计划。 　　美国关于日本赔偿政策的转变，遭到菲律宾的抗议。5月19日，罗慕洛发表声明：他质疑斯特莱克和约翰斯顿报告的准确性，声称日本的经济危机多半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阴谋”。要求美国政府理解菲律宾的立场不是源于对日本人“盲目的复仇狂热”，而是被“菲律宾人民因实际遭受损害而要求的正义补偿”所激励。“赔偿问题不是日美关系的问题，也不是美苏大国关系的问题，而是与亚洲的未来有利害关系的远东委员会所有国家严重关注的一个国际问题”。 　　菲律宾的抗议，未能阻止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冷战在东亚发展成为“热战”，中国成了美国远东遏制战略的主要对象，这一变化加速了美国的对日媾和步伐。9月，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对日媾和初步方案，主要内容为：(1)小笠原群岛和琉球群岛应置于美国托管之下；(2)日本为自身安全考虑，向美军提供设施；(3)和约签字国放弃对日本的全部赔偿要求。 　　对于该方案未提及限制日本军备和要求放弃赔偿，菲律宾表示了坚决反对。参议员普里米西亚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