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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叙事学发展与现状研究 　　经典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俄国形式主义，尤其是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诞生的。本文探讨了经典叙事学的发展以及国内叙事学研究的现状。同时探讨了西方经典叙事学对中国叙事学发展的影响，以及国内学者通过对叙事的研究丰富了叙事学理论，也为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贡献。 　　叙事学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作为一门学科，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同时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才得以正式确立。“叙事学”一词最早是由托多罗夫提出的。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Todorov，1969）。它“研究所有形式叙事中的共同叙事特征和个体差异特征，旨在描述控制叙事（及叙事过程）中与叙事相关的规则系统”（Prince：1987：P3）。 　　一、经典叙事学的发展 　　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在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如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及新批评派等）的基础上建构出了自己的叙事理论。他集中对叙事话语展开研究。索绪尔（1857～913）将语言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组成此系统的各成分在性质和意义上都受制于该系统本身的一套规范。结构主义以索绪尔理论为基石，将文学视为一个基于其内在叙事语法规则的符号系统，重点关注其内部各成分间的关系。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托多洛夫参照语言学模式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则，建构起一套新的叙事结构模式。热奈特不仅受到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更直接接受了托多洛夫从时间、语式、语态三个语法范畴出发来分析叙事问题的方法。 　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叙事主要包括“故事”和“情节”，且“情节”决定“故事”。基于这种形式主义观念，普洛普在他的研究中将重心放到了作品的形式结构上。但他只注意到了故事表层的句法关系，后来的格雷马斯、列维·斯特劳斯、布雷蒙等对故事的深层与表层结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总结出了各式各样的故事语法模式，这些叙事结构模式虽显得大而空泛，却为热奈特的研究提供了借鉴。热奈特写于1972年的著作《叙事话语》中通过对普鲁斯特的著作《追忆似水年华》的分析，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律。建构出一套普适的叙事作品的理论分析体系。热奈特强调“叙事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反映在故事与叙事文本关系上的叙事话语，包括时序、语式、语态等；研究范围只限于叙事文学。”（罗钢。1994：P2） 他在引论中首先对故事、叙事和叙述作了界定。他在《叙事话语》中提出了三分法：“故事”，即被叙述的内容；“叙述话语”即用于叙述故事的口头或笔头的话语；“叙述行为”，即产生话语的行为或过程。在构建此三分模式时，热奈特着重强调了叙述性为的重要性。没有叙述行为就没有叙述话语也不会有被叙述出来的虚构事件（Genette，1972）。他的分析以叙事话语为重点，同时注重叙述话语层次与所叙故事层次之间的关系。热奈特将话语分为3个范畴：时态范畴，即话语与故事的时间关系；语式范畴，即包含叙述距离和叙事角度这两种对叙事信息进行调节的形态；语态范畴，即设计叙述情节以及叙述者与接受者的不同表现。　1977年米克·巴尔发表了《叙述学：关于四部现代小说的叙述意义》一书，通过对四部现代小说的分析，对热奈特的《叙事话语》进行了分析批评。1983年热奈特又撰写了《新叙事话语》，主要是针对米克·巴尔的回答。 　　二、国内叙事学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西方叙事学家的著作不断在国内翻译出版。中国本土化的叙事研究也有了显著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7）罗钢的《叙事学导论》（1994）等。在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叙事学研究的跨学科、跨媒体趋势也日益明显，出现了“历史叙事”“哲学叙事”“电影叙事”“教育叙事”“社会叙事”“心理叙事”“新闻叙事”等。他们在借鉴西方叙事理论的同时，也以中国所特有的文学资源和话语形式，展开对古典文学以及现当代小说的叙事研究，丰富了叙事学理论，为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贡献。目前国内叙事学界主要还处于对西方理论的翻译、评述与运用阶段。在2007年“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上，我国的叙事学学者提交了许多原创性文章，如申丹教授的《叙事概念与潜藏文本》、乔国强教授的《文学史：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文本》、赵毅衡教授的《三种时间向度的叙述——从现象学与文化研究出发讨论叙述题材》、董小英研究员的《修辞立其治》等，是中国学者对叙事理论的新探索，相信会给研究者带来深刻的影响与莫大的启示。（龙迪勇，2007） 　　将经典叙事学中的两种研究范式进行有机整合，试图重建完整的“叙事语法”。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句法（由一套有限的规则生成